2024年春，浙江江山的深山里，89岁的廖明发紧紧握着苏珊・奥祖克的手，额头相抵。语言不通，心灵却无缝相融。苏珊手中的钥匙，能打开廖家老宅的木门——那是82年前，她的父亲查尔斯・奥祖克在战火中栖身的“中国之家”。桌上两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卧着金黄的荷包蛋，这是廖家当年能拿出的最好食物，也是查尔斯・奥祖克跨越重洋铭记一生的味道。
这温情一幕的背后，是1942年中国军民冒死营救64名杜立特行动美军飞行员的壮阔史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以扎实的史料与感人的叙事将这段被遮蔽的二战史诗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当我们翻开《杜立特行动大救援》这本书，读到的不仅是战火中的救援奇迹，更是超越国界与时代的人性光辉。
▲1942年，被救助的杜立特突袭队14号机成员与中国居民在江西上饶一处街道上留影。
1942年4月18日，为报复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杜立特中校奉命率领16架B-25轰炸机，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城市，史称“杜立特行动”。完成轰炸任务后，由于种种原因，轰炸机队没有按原计划降落在浙江衢州机场，15架飞机75名飞行员在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境内迫降或弃机跳伞。中国军民不惜代价冒死救援，成功救起64人（其中51人被送到衢州），并安全送达重庆等地，创造了救援奇迹。之后，日军实施浙赣战役进行报复，59次轰炸衢州机场，并发动浙赣会战，屠杀中国平民，还丧心病狂地开展细菌战，浙赣铁路沿线一时沦为人间地狱，至今还有后患。营救过杜立特突袭队队员的山村，有的遭到日军屠村。
这段惊心动魄的跨国救援，以及背后中国军民为营救飞行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长期以来被“杜立特空袭东京”的军事光环所遮蔽，直至徐锦庚的笔端，才得以完整呈现。
作为深耕纪实文学领域数十年的作家，徐锦庚的写作始终带着鲜明的“泥土气息”与“人性温度”。他拒绝宏大叙事的空洞，始终将目光聚焦于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用扎实的调研与细腻的笔触，让平凡英雄的故事直抵人心。在接受采访时，他曾明确表示，自己的创作核心是“抢救活态史料，挖掘被遮蔽的历史细节，让沉默的平民英雄站到历史的C位”。
这种写作理念贯穿其创作生涯，从聚焦脱贫攻坚女性力量的《涧溪春晓》到书写济南红色根脉的《英雄山》，徐锦庚始终坚持“脚底板下出文章”。为创作《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他走访了许多地方，从深山老林，到海岛汀沙。“有时为一个细节，要查阅十余份资料；为一个地名，要走访多个村庄。”在徐锦庚看来，“要讲好故事，需有生动细节，增强代入感，引导读者‘入戏’。无细节则枯燥，读者容易‘出戏’，失去阅读兴趣。”
《杜立特行动大救援》以“有温度的史料”为核心特色，将壮阔史诗拆解为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让读者在细节中感受人性的力量。作品“聚焦1942年美军空袭东京后64名飞行员在华东地区的生死救援，通过深入四省乡村的实地调查，以细腻笔触还原了中国普通民众冒着日军报复风险救助美军飞行员的感人历程，刻画了危难时刻闪耀人性光辉的平民英雄群像”。
书中没有空洞的赞美，只有一个个直击人心的细节：江山县（现江山市）东积尾村村民毛继富，身高仅1.63米，却背着1.98米高、受伤无法行走的美军飞行员雅各布・曼奇，“像一只贝利尔羊，一口气走了两英里（约3.2公里）”；遂昌县岩坑村乡长，看到飞行员画的鸡，便在缺衣少粮的战乱年代，真的端来刚出锅的鸡；三门县南田岛大沙村（现属象山县）渔民，驾着小船穿越日军封锁线，将伤势严重的7号机机长泰德・劳森及时送医……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二战”史上的救援奇迹——除8名被俘、3人遇难外，64名飞行员全部获救。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并未止步于救援本身，而是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精神内核。当年无数参与救援的村民付出了生命代价，但他们从未后悔。这种“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救人”的选择，生动诠释了“超越时代与国界的人类共同价值”，也让作品具备了跨越时空的思想力量。“历史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有温度的情感。历史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的镜子。人性的光辉，危难时刻最为明亮。每个名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每次救援背后，都是人性的抉择。这些选择，汇聚成历史洪流，推动人类走向光明，迈向进步。”
更重要的是，徐锦庚在作品中还用相当的篇幅追踪这段由生死缔结的情谊如何穿越时空，激荡出近一个世纪的悠长回响与深刻启示。从获救飞行员终生不渝的感激与寻找，到他们的子孙后代漂洋过海来中国“寻根”；从纪念馆的建立到民间持续的交流，一段段温暖的后续被娓娓道来。作品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正义感、同情心与无畏气节，为深化国际民间友好与相互理解提供了感人至深的历史注脚。
●作为写作者，我有责任重温这段历史
◎读者报：您最初是如何发现这段“被遮蔽的微光”的？是什么让您认定这是一个“非写不可”的题材，而非其他二战历史片段？
徐锦庚：关于杜立特行动，关于杜立特行动救援，我早有耳闻，并不陌生。我出生在衢州，成长于宁波。这两座城，恰与一段历史紧密相连。一段用勇气和友谊写就的历史，一段不应被时光湮没的历史。
衢州，是杜立特行动关键之地，3号、4号、5号机组在此降落，多数机组在此集结。宁波，则见证了2号、6号、7号、15号机的迫降。
硝烟散去，情谊长存。自幼听长辈讲述：那个春天的夜晚，引擎低空轰鸣，巨响划破宁静，村民先惊恐，后犹豫，最终勇敢。那份勇气，超越国界，源于人性光辉。这些记忆碎片，深植于我的童年。然而，从未想过有朝一日，由我执笔成书。直至退休，时光减慢步伐，往事愈发清晰，责任油然而生。
2023年4月下旬，西子湖畔，杨柳依依。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此举行，我应邀与会，谈历史写作。宁波市委宣传部的朋友找到我：“你现在有时间了，写写杜立特吧，这是重要的历史。我们全力配合。”
彼时，我刚退休，正应济南之邀，创作《英雄山》，追寻山东早期党史，从五四运动到济南解放，跨越三十年时空，要查阅大量史料，走访众多旧址，采访相关人员，每一个细节都要核实，每一段历史都要尊重，须全心投入，分身乏术。我承诺来年着手，从此萦绕心头。
《英雄山》创作艰辛，杜立特题材同样复杂，涉及多个层面，资料涵盖中外，不能仓促动笔，必须充分准备。
2024年清明，我回乡祭祖。细雨蒙蒙，青山如黛。站在祖辈墓前，思绪万千。这片土地，承载着太多历史，也孕育了无数感人故事。衢州宣传部的朋友言辞恳切：“这段历史需要被铭记，你是最合适的书写者。”
恰逢4月18日，杜立特行动82周年，衢州隆重纪念，“让血与火铸造的友谊代代相传”。我受邀参加，第一次见到飞行员后代，与他们当面交流。3号机领航员奥祖克的女儿苏珊，金发夹着银丝，眼神明亮，双眸闪光：“没有你们的勇敢，就没有我的今天。”5号机副驾驶员怀尔德外孙康特伯格兄弟，身躯高大魁梧，揣着一瓶威士忌，在外祖父降落点举杯纪念。他们对中国一往情深，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视衢州为第二故乡，渴望美中世代友好。
我深受触动。国际风云激荡，中美关系微妙。然而，无论如何跌宕起伏，我们都不能忘记，“二战”期间，中美曾是亲密盟友，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用血与火铸造的友谊，弥足珍贵，必须百倍珍惜，世代传承。作为写作者，我有责任重温这段历史，让更多读者了解。
●对“人性抉择”理解的深化
◎读者报：您在创作中提到“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每次救援都是人性的抉择”，在接触大量史料和亲历者口述后，您对“人性抉择”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深化？这种深化如何影响了您对全书核心主题的定位——从“救援事件”到“人类共同价值的见证”？
徐锦庚：我在讲述各机组脱险经历时，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相似的场景：当村民们确认这些洋人不是“日本佬”，而是美国飞行员时，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立刻取代最初的警惕和恐惧，纷纷伸出援手，尽管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善举一旦被日军发现，招致的将是整个村庄的灭顶之灾。然而，没有太多的犹豫，一双双饱经风霜的手，坚定地伸向了这些身处险境的异国青年。
这个生死一线的瞬间，远不只是一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它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理解“人性抉择”的深层大门——它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战争最残酷的炼狱中，人类内心对于善良、正义、勇气和团结的追求，也永远不会熄灭。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审视，才能超越单纯的军事救援故事，升华为一曲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不朽见证。
起初，人们或许会把这种救援看作一种本能的、见义勇为的简单选择。但当我们走进泛黄的史料和亲历者颤抖的回忆，就会发现，每一个看似“本能”的举动背后，都站着一个在巨大恐惧中，依然对良知和正义抱有清醒坚守的普通人。日军的报复来得迅猛而残酷，仅在浙赣地区，就有20多万中国军民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此背景下，村民们的抉择，早已不是一瞬间的热血冲动，而是一种将个人与家族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对更宏大正义事业的认同和献身。它从少数人的英雄行为，扩展为一张由农民、学生、医生、乡绅、士兵等无数普通人共同编织的、沉默却坚韧的民间拯救网络。这份在战火中结成的、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信任，让救援超越单纯的施与受，升华为一种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
因此，对“人性抉择”理解的深化，从根本上重塑了全书的核心主题。它让我从对一次“救援事件”的细致记录，转向对其中闪耀的“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动见证。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至暗时刻，驱使人们做出伟大选择的，往往是那些人类共通的、最朴素的情感和信念。它们不分国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正是这些价值，在历史的灰暗底色上，划出一道道温暖而永恒的光芒。
●我们与那段历史，是一次理解的距离
◎读者报：这本书的叙事结构很特别：纵向以80余年时间轴串联，横向并行16架飞机的命运与救援行动，线索繁多却井然有序。您在搭建这个“多线交织”的叙事框架时，最核心的考量是什么？如何避免“宏大叙事淹没个体故事”或“个体碎片割裂历史背景”的失衡？
徐锦庚：在构建全书的叙事结构时，我面对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将一段线索纷繁、跨越八十余年、涉及数百人命运的历史，编织得既清晰可循，又动人肺腑？如何让每段故事都能在其中找到精确位置，并彼此呼应，使读者既能通览历史全貌，又能触摸生命体温？
我的解决方案是：为读者精心绘制一张“纵横交织的认知地图”。这张地图的绘制，遵循两个核心原则：
第一，以读者心中的疑问为路标，铺设叙事的经纬线。
我首先回归到一名普通读者最朴素的好奇：为何轰炸东京？如何执行？意义何在？为何飞向中国？怎样降落？中国如何救援？结果怎样？机组命运如何？日本有何反应？如何报复中国？美国作何回应？友谊怎样延续？
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天然构成理解历史的路径。我的书便以此为导航：纵向，是清晰的时间轴，从策划、执行、救援到绵延80年的回响；横向，是16架飞机散落在中国东南以及苏联的不同命运。经纬交织，让宏观历程与微观命运同步展开，读者既能俯瞰历史全貌的“森林”，也能触摸到每一棵“树木”的生命纹理。
第二，在宏大叙事与个体故事之间，建立一种“叙事引力”，防止二者失衡。我主要运用三种方法：
一是以时代背景为“锚”：在讲述村民救助飞行员过程中，我清晰锚定当时的历史情境：日军的严酷控制和报复政策。如此，一个村民的简单善举，其重量便瞬间凸显，那是明知可能招致灭村之祸后，依然点亮的人性微光。
二是以生命故事为“镜”：无论是讲述中国军民的救援行动，还是讲述日军的残酷报复，我都有具体的人物、家庭、村庄、县城、数据，让历史拥有体温，让数字拥有面孔，通过个体的命运沉浮，反射出宏大历史的真实肌理。
三是以同步时刻为“纽”：在横向铺陈16架机组命运时，我会刻意聚焦于像“1942年4月18日深夜”这样的关键时刻，采用平行叙述的方式。当读者看到同一时刻，不同机组散落在浙江的海岸、江西的田野、安徽和福建的深山，以及苏联的边境，直观地感受到两个层面的强烈对比：
一方面，是空间的广度与人的温度：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从村民、教师到地方武装，素不相识的人们在漆黑的夜晚，不约而同地做出相同的选择——向这些陌生的落难者伸出援手，展现危难时刻的人性光辉。
另一方面，是命运的偶然与战争的残酷：就在这同一夜，不同的降落地点、微小的决策差异，甚至是一阵风向的变化，都瞬间划定生死殊途。有的机组全员被村民安全隐藏，有的则不幸被捕；降落在苏联的机组，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国际境遇。这种同步对比揭示：在战争洪流中，个人的命运如同飘萍，一个微小变量，就足以改写所有人的结局。
这种同步叙事，不仅再现历史现场的“同时性”，更通过命运的分野，让读者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无常与救援行动的可贵。
总结而言，这种纵横结构最终目的，是让读者获得一种沉浸而又清醒的阅读体验。你可以完全代入一名飞行员或一位村民的视角，经历那段惊心动魄的逃亡和救援；也可以随时抽身，俯瞰这一切在二战棋局中的战略意义。历史的全景与生命的特写，在书中不断对焦，最终希望呈现的，是在极端年代里，正是无数普通人在瞬间做出的抉择，定义了勇气和善良的尺度；而这些散落的微光，又汇聚成超越国家和时空的永恒价值。
这本书的叙事框架本身，就是我想传递的核心信息：历史从未远去，它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刻，用具体的勇气所书写。我们与那段历史的距离，并非80年的时光，而是一次理解的距离。
●采访手记：于细微处见伟大，让历史照进当下
结束对徐锦庚老师的采访，手中的《杜立特行动大救援》还带着油墨的清香，而书中那些朴素却滚烫的故事，早已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记。采访前，我对杜立特行动的认知，仅限于“美军轰炸东京”的军事层面；采访后才明白，这场行动的后续——中国军民冒死营救64名飞行员的壮举，以及为此付出的25万平民伤亡的代价，更值得被永远铭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百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人道主义”的真谛——它无关国籍、无关利益，只关乎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当下，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书中所传递的精神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苏珊・奥祖克带着父亲的遗愿回到中国“寻亲”，当康特伯格兄弟用外祖父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当衢州与美国的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两地学校开展持续三十年的教育交流，我们看到的是跨越八十载的情谊延续。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温暖的瞬间构成的。徐锦庚老师用纪实笔触，将这些瞬间定格成永恒，不仅让我们读懂了历史，更让我们读懂了人性的美好与伟大。
“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那些在战火中伸出援手的普通百姓，从未想过自己的行为会被载入史册，但他们的善意与勇气，早已成为人类精神宝库中最珍贵的财富。而这部《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正是对这份财富最好的守护与传承。（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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