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身着将军常服的陈毅一句“朋友来了有好酒”，让不少亚非代表对中国刮目相看。十年后，他依旧保持那股豪爽劲，却意外在外交舞台上陷入一场尴尬风波——地点是北非阿尔及利亚，时间定格在1965年6月。
彼时的冷战仍在升温，亚非拉国家普遍期待通过第二届亚非会议抱团取暖，打破两极格局。中国对此会寄予厚望，周恩来被任命为团长，陈毅担任副团长。6月18日，代表团自北京出发，先抵埃及。次日清晨，周恩来结束同纳赛尔的会谈后，由开罗搭乘专机直飞阿尔及尔，而陈毅已经提前抵达目的地，为代表团“扫清道路”。
航程本不过五个小时，可就在专机离开开罗三十多分钟，北京紧急情报部门捕捉到阿尔及利亚局势剧变——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政变，总统本·贝拉被废黜。外交指令迅速送达空军指挥所：必须让周恩来返航。可十米长波对万里高空而言几近哑火，呼叫声一遍遍撞向云端，竟没有回音。指挥员额头冒汗，声音里带着焦躁：“再试，再加功率！”
幸运最终站在了中国一边。飞机上的报务员终于截获一条模糊电码。译电员奔向机舱，周恩来接过纸条，眉头紧锁。短暂思忖后，他沉声吩咐：“调头，回开罗。”一句话，给全机组吃了定心丸。返航途中，大家只听见发动机低沉轰鸣，没人开口，所有人都在心里计算油量与距离。
而此时的阿尔及尔机场灯火通明。陈毅整夜未眠，忙着接待接踵而至的代表团—印尼、加纳、锡兰……大家七嘴八舌地打听：中国怎么看？会议还能不能开？习惯于“快人快语”的陈毅被问急了，抬手一挥：“就按原计划，不论谁上台，会议必须开！”这句话不胫而走，被外国记者当做北京的明确立场迅速播发。
然而，形势远比乐观承诺要复杂得多。布迈丁新政权顾忌美、苏两方反应，不愿立即主持大会。部分受邀国家看风向不对，在机场临时改签机票离开。7月1日，主办方无奈宣布会议无限期推迟。众目睽睽之下，陈毅那句斩钉截铁承诺就此落空。
8月初，代表团回到北京。走下舷梯，陈毅一句“我一炮没放好”算是先交了底。当晚他径直去见周恩来，语气里带着歉意：“总理，我给国家添麻烦了。”周恩来放下手中文件，目光冷峻：“你是外交部长，不是江湖豪客。对外表态要先请示，你可知这次影响有多大？”说到激动处，他抬手在书桌上连敲三下，木声沉闷，屋内空气瞬间凝重。
陈毅低头认错：“我检讨，绝不再犯。”这位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将，此刻像个学徒般恭立。事后，他写下长达万言的书面检查，递交中央，并在外交部内通报。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觉得“陈老总豪爽，人家喜欢听”。周恩来却向身边工作人员剖析：“他们在外面都是风云人物，如果在北京不把原则讲透，回到各自岗位就容易各吹各号。咱们摁得住吗？”
不得不说，陈毅的“放炮”虽出于好意，却触碰了新中国外交的红线——重大国际立场只能由中央拍板。1950年代中国初闯世界，毛泽东早就反复告诫：“统一口径，步调一致。”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周恩来在内阁和外交系统集体讨论后才对外宣布的范例。相比之下，1965年阿尔及尔那一句“必须开”，显得冒进。
值得一提的是，此事并未伤及两位老战友的感情。1967年6月，周恩来因病住院，陈毅拄着拐杖探望，两人谈笑风生，偶尔还会提到那次“桌前三敲”，只是语气已变成了轻松调侃。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场震动，外交部内形成一条铁律：凡涉国家立场，须经集体讨论并递交中央核定，任何个人不得擅自表态。此后，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很少再出现口径走偏的情况。
回看1965年的那段插曲，人们常惊叹于信息传递的脆弱：万里之外的短波电报，几乎决定了一国总理的安危；也有人感慨将帅性格与外交纪律之间的碰撞。无论如何，周恩来的当机立断救回了一架飞机、一支代表团。而陈毅的自我检讨，则让后来者明白，纵有千般豪情，也须守住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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