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秋，微山湖西岸落日如血。一位30出头的汉子在船头立着，摸着胸口的弹洞，对身旁的青年低声说：“跟鬼子斗，咱不能歇。”这名汉子叫洪振海，正是后来文坛与银幕上“刘洪”形象的一半原型。若从这句半带嘱托半含诀别的话开始追溯，便能看清铁道游击队两任队长的来路与归宿。
洪振海1910年生在鲁南滕州，家境贫寒到极点，兄弟姊妹十二个，他排行老幺。小时候在煤矿推车的姐夫身边长大，耳边轰鸣的火车声与鼻尖煤尘味成了少年记忆。一双赤脚追着钢轨奔跑，他得了个外号“飞毛腿”。姐夫识文断字，常背古诗给他听，洪振海也就认了不少字，这在矿工里已属难得。
到1929年，十九岁的洪振海进了枣庄中兴煤矿当工人。外来资本与日本财团的渗透，让工棚里流传着对“东洋水鬼”的愤怒，也让地下党的宣传找到了土壤。洪振海与王福根接上了线，先进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继而被派去小陈庄办情报站。凭着矿工身份的掩护，他出入日伪据点如入无人之境，最惊险的一仗，是夜闯枣庄特务机关，一人干掉数十敌人后全身而退。1939年，这支遍布枢纽站台的地下力量，终于被正式编组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他被推为首任大队长。
铁道游击的诀窍，一在“轻”，二在“狠”。刘金山就是在一次扒火车行动里被洪振海相中。两人分工默契：一个擅长渗透爆破，一个在车顶如履平地。1940年春，队伍拖来废车厢，硬生生把运军需的列车逼出轨道；秋末，他们又在夜色里掏空了八万元现洋和十数挺机枪。日军气急败坏，调集千余精锐对黄埠庄设下“铁筛子”式合围。突围时，洪振海胸口中弹，战友把他拖出封锁圈，他却再也没能睁开眼。32岁的“飞毛腿”把指挥权和半截红绸袖标塞进刘金山手里：“队伍归你了，别让兄弟们白死。”
刘金山出生于1917年，同样在矿区长大，练就了在车厢与枕木间翻飞的身手。他接任后，先算总账：汉奸通风报信害死了老队长，必须清除。枣庄特务队长刘传成与副队长李某素有嫌隙，他巧施反间，仅凭几坛老酒就点燃内斗，二人当夜同归于尽，特务队土崩瓦解。紧接着，他又借伪军制服，混进日军指挥部，一枪击毙虐杀百姓无数的高岗，留下带血军棉服作“礼物”，日伪自此互相猜忌，防线频频露出破绽。我军趁机发动多次伏击，俘来少将山田、黑木，夺机枪二百余挺，堪称敌后战场罕见的丰收。
1945年抗战胜利，鲁南铁道游击队整编入华东野战军，番号是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一旅。刘金山一路打到淮海、上海，建国前夕已是35军307团团长。1955年授衔，他凭多年战功被授予上校军衔，又调往浙江军区出任参谋长，后来转任南通、苏州军分区副司令，再无疆场硝烟，却把时间用在了培养后辈与撰写回忆录上。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作家刘知侠的深厚交情。1942年罗荣桓在山东开英模会，战地记者刘知侠循着“插在鬼子胸口的一把钢刀”的传闻，找上了刘金山。两人一见如故，战斗间隙谈天彻夜。十年后，《铁道游击队》小说面世，刘金山手握油墨未干的书稿，久久无语。身旁老兵回忆，他抬头时眼眶已红：“弟兄们，还在书里活着。”
1950年代末，部队里常邀他讲课。年轻战士围坐一圈，他掏出那枚仍带斑驳划痕的驳壳枪，笑嘻嘻地说：“这家伙，当年跟我一起蹿车顶，可别小看老兵的腿。”话音未落，他抬脚轻点炊事班凳子，风一样跨过去，掌声雷动。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吸引了世界目光。某年夏天，枣庄迎来一名日本商人——昔日俘虏黑木。消息传到苏州，刘金山沉吟片刻，赶赴老家相见。寒暄过后，日本人鞠了一躬，低声说：“往事教训，不敢忘。”刘金山只是摆手：“战争谁都不想再来，重要的是记住教训。”不卑不亢，依旧是当年队长的风度。
晚年时光，他常在苏州小桥边钓鱼，偶尔有人认出这位传奇老人求签名，他总笑着说：“写我名干啥？记住铁道游击队就行。”1996年，他静静合上双眼，按遗愿葬于枣庄薛城区的烈士陵园，与洪振海等战友相邻。
两任队长，一前一后撑起了那支“钢刀”的锋芒。洪振海以32岁青春换来队伍的延续；刘金山在枪林弹雨里活下来，又把一生都交给了军旅与家国。电视荧屏上的“刘洪”或许只是影像，可那股“飞车夺枪”的豪气，依旧从滂沱岁月里呼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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