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凌晨，四川广元以南的嘉陵江雾气未散，河岸上依稀可见昨夜弹痕。前一天，一支小车队在这条省道上遭到伏击，领队的正是西南军区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事发后第二天，老乡才敢摸黑到县里报信，这才揭开了一桩震动全川的流血惨剧。
如果把时间拨回几个月，就会明白这场伏击并非偶然。1949年冬，国民党主力陆续败退，可川西、川北地带的散兵游勇仍成股流窜。装备良好的旧军队残部、地方会匪以及被征兵后溃散的青壮混杂一处，人数虽不大，但因盘踞山林、对地形熟稔，再加上多年的械斗传统，一时间匪情四起。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这些不甘失败的武装便盯上了解放军小分队，妄图“杀威风、震民心”。
就在这种背景下，朱向离于2月5日踏上从阆中返蓉的路途。他此行原本是去办理赴京手续，准备出任驻外使节。车队不大，一辆吉普开道，一辆大卡作随行，随行警卫一个加强班二十余人。沿路乡村早被命令不准放哨，不愿刺激土匪。朱向离在临行前特地嘱托：“能不放枪就不放，咱们是来安民，不是来惊民。”这句话后来被战友反复提起，字字如钉。
午后抵达阡陌交错的小河口时，枪声骤起。三面山岭上突然跃出黑压压一片武装分子，冲锋枪扫射，迫击炮也轰了过来。对方打着“川北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实际是前国民党川军某旅残部，加上一批地头蛇。朱向离强忍怒火，先派通讯员举白手帕呼喊：“人民政府宽大，望各位回头是岸！” 对面却回敬了零乱的子弹。战士们欲以冲锋枪还击，他挥手制止，“百姓都在山坡，别伤无辜！”这是他最后的命令。
激战不到半小时，小股警卫队终因寡不敌众相继负伤。朱向离腿部中弹仍在指挥，据幸存村民回忆，他最后一次出现时，还在劝对方放下武器。随后枪声稀疏，天色沉入暮色。土匪把七名战士与他一并推向水塘边，凶残连发数十枪。等村民偷偷赶到时，只看见塘壁被凿开的小洞，泥浆尚未干透。掩埋的遗体无人敢动。1950年2月6日拂晓，我军搜山队才将遗骨挖出，朱向离胸腹、背部共有二十四处弹孔，眉宇依旧紧闭，仿佛仍在思索下一步工作的样子。
电报很快飞到成都。二野副司令陈赓看到“朱向离殉职”五个字时，手一抖，茶水泼在地图上。当天深夜，他召来川东军区司令王近山。没有客套，“老王，给我打！要一鼓作气，不留后患！”陈赓的声调不高，却透着怒火。王近山一句“保证完成任务”后起身离去。厅灯下，两位久经沙场的将领都想起十年前的太岳山地，那时朱向离送来日军“观光团”情报，王近山打出一战成名。战友情，旧事重提，恨意翻涌。
了解这段恩怨，得先回溯到1930年代。朱向离1911年生于山西平遥，家境殷实，少年时便能摇头晃脑背《史记》。1930年考入太原成成中学，恰逢校园里新思潮风起云涌，他与堂兄接触进步师友，很快在地下党介绍下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正式入党，旋即投入太行抗日救亡活动。由于掩护不及，他被阎锡山警备部队捕入狱，一待就是五年。有人劝他写悔过书出狱，他只回一句：“革命是天职，哪能推诿？”这股倔劲，此后三十年未改分毫。
1939年，他再度恢复组织关系，被派往晋中敌后做情报。手腕圆滑，却自称“行贩”，穿一件灰布褂子，挑个担子走村串户。日伪军一度认为他是线人，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也以为他是自己人。正是这种“双面人”身份，为我党提供了宝贵信息。1943年9月，冈村宁次策动“两万兵力大会剿”，特意组织所谓“观光团”随军拍摄战果。朱向离提前截获行程，送交太岳军区。随后，王近山率第十六团设伏，大雪封山，激战半日，毙伤日军军官百余名，旅团长服部直臣毙命。那年秋夜，陈赓喝酒时拍着朱向离肩膀说：“这一功，你占一半。”一句玩笑，却练就了三人血浓于水的交情。
解放战争爆发，朱向离先后担任太岳军区敌工部副部长、鲁豫军区八纵敌工部部长，在临汾、太原两大战役中主张对城防部队“里应外合”，大量散发劝降书，瓦解守军。战后总结时，刘伯承评道：“兵临城下易，瓦解人心难，他办到了。”正因这一纪录，1949年11月，中央军委调朱向离南下，出任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以备四川和平进驻。
当时成都局势已定，大城市里电车鸣笛、商家照旧，乡村仍暗流涌动。土匪头目巫杰就在这种灰色地带生存。此人原系川军旅长，惯用湘西剿匪式的凶狠手段，曾立誓“宁葬深山不降共军”。西南解放后他带残部二千余，依托龙门山脉，聚拢地方恶霸与逃兵，扩张到万人规模，自称“川北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朱向离遇袭，幕后指挥正是巫杰。
2月10日，四川军区公布《剿匪令》：六十军一七九师、川东军区独立旅配属地方民兵，总兵力近两万，横向展开三道封锁，纵深突进百五十里，目标直指巫杰老巢龙潭寺。军事地图上，三条红线像是钳形。参战部队中不少老兵刚在淮海战役拼过命，行军不怕苦，就是对山地地形缺经验。指挥部临时抽调百余本地老猎户做响导，一手猎枪，一手藤杖，带队翻山越岭。
行进第三日，部队连遭濛濛冷雨，道路泥泞。可谍报突然奏效——一名巫杰部落网联络员交代，首脑位置就在黑石梁子。王近山干脆拆分兵力，打破夜宿惯例，命各团分头穿插。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黑夜也是白天，全凭胆子大。”2月22日深夜，三万炮弹砸向梁子山头，火光下的山寨如同破旧灯笼，枪声、牲畜嘶吼夹杂成一片。至翌日午后，巫杰残部弃山逃往西侧竹海，师直属工兵迅速在谷口封堵，乱枪齐下，山道横尸。巫杰带十余亲兵闯入岩缝，被一名民兵认出擒获。
3月4日，龙潭寺坝子竖起木台，苍山作幕，万人围观。县农会干部宣读罪状，百姓涌上前指认失踪亲友。巫杰尚自辩解：“我也受人指使……”台下老妪怒斥：“你枪毙我儿子时有没有想过这话？”怒骂声淹没了春风。午后两点，枪声三响，仇债两清。
朱向离的灵柩随后由战友护送至成都北郊。军中开追悼会，灵堂前摆满从巫杰处缴获的缴枪、缴旗。陈赓神情克制，却在致辞时短暂哽咽：“他一辈子在暗处，最后却死在光天化日之下。”参礼官兵静立无语，有人把那条被打穿弹孔的旧呢子大衣收藏进军史馆。
有些牺牲不带硝烟，如同落在无名水洼的微光，却能照见新国家的许多难题。1950年春至夏，川北剿匪历时五个月，共歼敌一万三千余，俘匪首要四百四十名，收缴轻重武器万余件，二万多乡村复归平静。由此开始，西南城乡日夜巡逻的哨声渐弱，孩子们重返学堂，盐市口的茶铺又能通宵说书。
回头看，朱向离留给战友的不只是未完成的任命，更是一条用生命践行的信条——把枪口抬高一寸，为的是人民群众的性命；可当黑暗势力逼人至绝境，人民的子弟兵亦能化作雷霆。两万大军雷霆开剿，并非只为一人报仇，而是在向全川宣示：新政权决不容许旧势力借“土匪”的壳儿再度盘踞。
山城春晖再起时，嘉陵江面帆影重现。人们赶场、插秧、修堤，平凡却清朗。1840余日后，西南边地上的“匪患”一词淡入史册，但那条被弹片划破的呢子大衣，至今仍在军史馆静静躺着，提醒后人：共和国来之不易，血色斑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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