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诞辰270周年｜每一种情境都变成了音乐|交响曲|安魂曲|歌剧|莫扎特|贝多芬|音乐

我们生活在一个“声音过剩”的年代。电梯里的背景乐、短视频的配乐、耳机里永不枯竭的歌单，充斥着我们的听觉空间。然而越是如此，真正能将人从噪声中拉出来的声音便越发稀缺。这种声音不靠更响、更密、更刺激的感官冲击来争夺注意力，而是引你走到一个美好而有秩序的世界门槛前，让你忽然发现，原来无需用愤怒或麻木来证明什么，生活本身是可以被“听见”的。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年1月27日-1791年12月5日）就是这样的声音。270年过去，他的作品仍保持着一种“中性的热度”：明亮而不轻佻，悲伤而不煽情，机智而不讥诮。我们常试图用“天才”来概括这种特质，但正如著名学者保罗·亨利·朗所言，莫扎特的特殊地位，恰恰在于他并不试图凌驾于众生之上。“他不像瓦格纳，企望成为德奥的民族导师和赞颂人；他不像贝多芬，期望企及最崇高的理想境界；他也不像亨德尔，希望成为上帝的代言人。”

他并非为了教导，也非为了审判。他对世界怀抱的是一种罕见的“绝对的客观心态”。这种客观性，让他得以将意大利音乐的古老品质与德奥的超验玄想熔于一炉。他既像一位敏锐的剧场观众，又像一位娴熟的工匠，将人物、关系、场景乃至生死，转化为可以被组织、被呼吸、被反复倾听的声音结构。

在他笔下，“每一种情境和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变成了音乐”。这句话包含三层意蕴：在戏剧中，转折与欲望不被评判，而是被精准地呈现为声部的进出；在生活里，贫困、离散与屈辱不被写成控诉，而是化作秩序与自由并存的形式；在聆听中，当你将处境交付给这些声音，获得的并非教训，而是一种被扶正的力量。下文将沿着这三层意蕴，走进他少年、成年与晚年的三段生命历程。

《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美】保罗·亨利·朗/著顾连理、张洪岛等/译杨燕迪/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14年6月版

黄金时代的馈赠：少年莫扎特“在音乐里长大”

十八世纪的欧洲，音乐并非“艺术圈”的一隅，而是社会秩序的呼吸。宫廷用它展示礼仪的光泽，教会用它铺展神圣的时间，剧院用它让命运在众目睽睽下翻转。形式在此并非束缚，而是一种富饶。它如同语言的语法，越成熟，越能让人自由地讲出千变万化的句子。古典风格的黄金时代给了莫扎特极其宽阔的“可说之物”，交响曲、协奏曲、弥撒、室内乐、歌剧，这些当时鲜活的体裁都有明确的场景与功能，也允许天才在其中将尺度推向极限。

因此，少年莫扎特的“早熟”首先是事实，而非神话。他写得快、多且广，不急着解释，也无需解释。颠簸的马车、粗糙的旅馆床单、包厢里的喧哗人群，构成了一所流动的学院，将各地的口音、腔调与舞台习惯塞进他的耳朵。十三四岁时，他已像个小型的音乐记者，能将一部歌剧的角色分配、嗓音优劣、观众反应写得活灵活现，并带着孩子气的狡黠与快乐。

我们现在常常听歌剧……她唱得差强人意……演完每一幕都要演一出舞剧……向你提个建议，现在大家都戴起了假面具……多好玩！

——1770年1月7日，维罗纳，致姐姐

这并非后来回忆录式的修饰，而是当下的观察。所谓“在音乐里长大”，不只是在琴房练习，而是将歌剧院、教堂、街道与贵族客厅视作同一所学校。在那里，音乐与生活没有隔板，情境随处发生，声音随处变形。少年莫扎特并未用这些见闻去总结“我是谁”，只是像收集钥匙一样将它们记下，日后打开人物与场景时，随手便能取用。

十年巡游的艰辛与开阔，也常在细节中同时出现：晚上被叮嘱“早早上床”，白天又被拉去拜访、演奏、即兴；一面在外省旅馆精打细算，一面在剧院见识舞台机器与合唱队的规模。少年莫扎特无需用“苦难”塑造自己，他只是像海绵吸水般，在城市间吸收意大利歌剧的宣叙调，法式舞曲的轻快节奏，教会音乐的庄严句法。这些元素，都在路上进入了他的手指与耳朵。

这种“随手可用”最直接的证据，便是他信中写作的轻快与密度：写完信就去写交响曲，午饭后玩会儿游戏再回到谱纸上。音乐对他而言并非偶发的灵感降临，而是如呼吸般自然。

我写完这封信以后，就要完成一部已经动笔的交响曲……我在罗马学会了这种游戏。回家以后我将教会你……

——1770年4月25日，罗马，致姐姐

连辛劳也被写得朴素。手指疼痛不是浪漫化的自我牺牲，而是一个少年工匠高强度训练后的真实触感。他只求作品顺利完成，然后“又可以欢乐地相聚”。

我不能多写，因为写了那么多宣叙调，手指有些疼痛……但愿我的歌剧顺利完成……

——1770年10月20日，米兰，致母亲

重要的是，早年的奔走并未将他训练成“讲道理的人”，而是训练成“听见情境的人”。他听见舞台角色的愤怒如何转向滑稽，听见乐器的制音如何决定旋律的表情。后来在奥格斯堡，他为施泰因钢琴的擒纵机件写下工程师般的赞叹，也曾说出“在我的眼里和耳里，管风琴是乐器之王”。他在时代馈赠的语言里嬉游，未必思索要“说什么”，却越来越熟练于让世界自己在音乐中开口。

莫扎特肖像画（奥地利画家芭芭拉·克拉夫特1819年绘）

“明亮的莫扎特”：坎坷生活与自由

成年后，世界并没有因为天赋而对他更温柔。音乐越是成为职业，越像一种夹在礼仪与市场间的生活方式：应酬、授课、写委约作品，还要向权力解释“为什么我不该只是个仆人”。莫扎特的书信里充斥着关于金钱、时间与尊严的段落，这些真实的困境，也拴住了天才的生活。

他对“教学”的态度尤为尖锐。这并非轻视学生，而是深知时间的稀缺，以及自己应将时间交付给创作。这是一种职业自知，如果将天赋耗费在等待学生上门或按钟点奔走中，他会被逐渐磨平。

我完全不教学生就不能生活，但我对这种工作毫无兴趣……要我在一定的时间赶到学生家里——或在自己家里等一个学生——我是做不到的……我是一位作曲家，是命中注定的宫廷乐长。

——1778年2月7日，曼海姆，致父亲

在25岁上下，莫扎特终于谋得了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位，受聘于萨尔茨堡大主教座下。其间，他常常因受辱的座次安排和微薄待遇闷闷不乐，痛陈大主教阻挠演出机会、压低薪金，对自由创作的渴望和对埋没才华的恐惧随之到来。自由不从天降，往往在具体的屈辱中爆发。1781年他与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决裂便是爆发点。身份与尊严的断裂，将“艺术家”从“雇员”框架中硬生生拽出，他决定去维也纳追求一种有尊严且安宁的创作生活。

对我来说，我的名誉比任何别的东西都要珍贵……我感觉到这不仅践踏了我的荣誉，也践踏了你的荣誉……我在维也纳一定会获得成功。

——1781年5月9日，维也纳，致父亲

自由的代价随之而来：经济动荡、关系网重建、疾病与家庭牵绊。信中出现了另一种现实节奏：一面谈作品，一面谈欠款；一面计划音乐会，一面四处筹钱。他甚至需要向朋友解释，当一个人只能等待“零星收入”时便“无法生活”。但这些段落同样显示了他的尊严，他不把自己包装成受难者，而是将困境视为必须解决的具体项目，只要摆脱债务，就“可以心情舒畅、无忧无虑地工作”。

真正让我们理解明亮、机智、神思飞扬的音乐风格何以在坎坷背后成立的，是他的歌剧观。莫扎特热爱的不是抽象的歌剧，而是舞台上并存的复杂性：一个人说谎时可能可爱，愤怒时可能滑稽，众人同唱时各有理由。听《费加罗的婚礼》的重唱与终场，你会发现它不像宣判书，而是一幅流动的群像。每条旋律都在争取位置，却又在同一套秩序里共存。

他在信中坦言通读过“至少一百个台本”，却鲜少满意，甚至认为“重写一个台本反倒容易些”。这种挑剔源于舞台经验：情境只有站得住脚，音乐才有落脚处。他理解激情，也热衷描写暴怒与战慄，但他同时坚持：即便描写最可怕的情景，音乐也不能失去其为音乐。

热情不管是否狂烈，不能表现得使人厌恶……描写最可怕的情景的音乐也不能冒犯耳朵……不能失去其为音乐。

——1781年9月26日，致父亲（谈《后宫诱逃》）

与此同时，生活层面的转化也在发生。他将屈辱、贫困、焦虑放入歌剧的结构，让它们成为推动作品的压力，却不让作品变成怨言的回声。所谓“明亮的莫扎特”，并非“生活顺遂的莫扎特”，而是“即便生活坎坷，仍能把坎坷写成可听形式”的莫扎特。

《莫扎特书信集》，钱仁康/编译王丹丹/审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2年8月版

《安魂曲》：生死并呈的音乐

谈《安魂曲》前，先谈“丧失”。莫扎特并非在抽象哲学中认识死亡，而是在具体的房间、在发烧与昏迷的守夜、在希望与恐惧的摇摆中学会与死亡相处。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太多至亲的死亡，母亲、父亲、几个孩子的夭折。1778年，他在巴黎致信父亲谈及母亲病危，语气克制而不冷淡。他反复说的“顺从”，不是麻木，而是为了让自己不至崩溃。

现在我日日夜夜徘徊于希望和恐惧之间——但我已完全听从上帝的意志……谁也不能，只有上帝。

——1778年7月3日，致父亲

这种并置在1787年的一段文字里更为清晰。他称死亡为“人类最真诚的好朋友”，从中获得“镇静和安慰”。这不是单纯的乐观或悲观，而是他把死亡纳入日常思考后的平静。为此，他永远感激他的创造者，并祝愿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

死是人生真正的目标……我同这个人类最真诚的好朋友拉上了密切的关系……从中感到镇静和安慰！

——1787年4月4日，致父亲

带着这种心态聆听《安魂曲》，会发现它既不靠“恐惧”取胜，也不靠“抚慰”取胜。死亡并不是莫扎特用来展示自我的工具，尽管那是“热爱生命的歌唱无助地永远停息了”，但他不会宣泄个人的恐惧，而是构建一个宏大的精神世界，向听众展现他窥探到的生与死的界限，让人在其中走动、停留、回头。它将生与死两种情境同时呈现：一边是人声求恳，一边是乐队秩序；一边是骤然爆发的审判想象，一边是反复回归的祈愿旋律。

也许正因为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让他在最后一年依然能创作出《魔笛》这样充满光明的作品，仍会在信里描写舞台的笑声。《魔笛》演出时，他跑到幕后弹钟琴，配合演员恶作剧引得全场发笑，仿佛在生命逼仄的尾声里，仍要把光亮放进剧场。

当帕帕盖诺在钟琴声中唱咏叹调时，我走到幕后……竟自己演奏起钟琴来……于是他敲打着钟琴说：‘不要做声。’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1791年10月（约8-9日），致妻子

这让我想起2023年在芬兰交换时的一个夜晚，我的德国室友陷入了极度的悲伤，向我倾诉她对去年离世母亲的思念，那种丧失感让她难以平静。于是那一晚，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坐在桌前听了一整夜的莫扎特。音乐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也许这就是莫扎特音乐中独特的辩证法的力量，欢乐与悲痛共在，没有廉价地劝慰我们“快乐起来”，也没有沉溺于绝望，而我们也得以在他的音乐中，敢于去面对那些不得不经历的时刻。

结语

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不是为了重复“天才永恒”的陈词，而是为了在今天重新理解他的音乐风格和时代精神给予我们的馈赠。这份馈赠早在70年前神学家卡尔·巴特给莫扎特写去的一封感谢信中已有表露：

我所要感谢您的，简言之就是我发现不论何时听您的音乐，我都被置于一个美好而有秩序的世界的门槛之前，这个世界不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雷雨交加之时，不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保持其美好和秩序，而我作为20世纪的人，每次都从中获得勇气（而不是傲气！），获得速度（而不是超速！），获得纯洁（而不是单调的纯净！），获得安谧（而不是懒散的静止！）。

有您的音乐的辩证法萦绕耳际，人们既可以使青春永驻，也能够让憩境到来；既可以工作也能够休息；既可以得到快乐也能够宣泄悲伤。一言以蔽之：人们能够生活。现在，您比我更清楚，为了生活仅靠音乐是不够的，哪怕是最优美的音乐。然而，确实存在着（事后和暂时！）有益于人生活的音乐，也有另一种于此罕有帮助的音乐，而您的音乐便帮助人们生活。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这一点，1956年，我虽然将满70岁，而您此时却作为二百岁的先辈徜徉于我们中间；还因为我觉着，我们这个愈来愈蒙昧的时代正需要您的帮助，所以我对您怀有感激之情，感谢您曾经存在，感谢您将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全部献给音乐、谱写音乐。现在，您仍然以您的音乐永生于世。请您相信，千万双耳朵、千万个心灵，不论是学有所成者，还是像我这样的学无所成者，仍然并且永远喜欢聆听您的音乐——而且不仅只是在您的周年纪念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