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清晨，北京城的天空阴沉低垂，西郊医院里传出噩耗——周恩来溘然长逝。电话线在朔风中急促振动，悲痛和惶惑一同蔓延，中南海自此多了一层凝重。总理之位空悬，这不仅关乎政务的连续，也关乎未来权力的走向。
彼时的毛泽东已是八十二岁，呼吸急促，说话含混，眼底却仍有锋芒。为弥补精力的衰退，他决定再设一名“联络员”——口述即令、传达旨意。被点中名字的是他的侄子毛远新。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此前因“白卷英雄”张铁生而声名大噪，在东北被视作“毛家小舅子”，举手投足间带着几分少年得志的锐气。
调令下达那天，江青先一步给毛远新打了电话：“孩子，来北京吧。主席需要你。”这句话听来像是慈母呼唤，实则昭示着另一重安排。江青对这位从小看着长大的“干儿子”向来信任——他不仅能牵起东北三省的舆论风向，更能把自己无法抵达的寝宫动态随时带出来。
到京第一晚，毛远新便悄悄在怀里揣了个精致小本，银灰皮面，翻开空白，随时记录领袖的只言片语。没多久，“远新笔记”成了会上最抢眼的道具。每次政治局讨论，他先站起，朗声：“这是主席最新指示——”众人屏息，连老资格的叶剑英也只是轻咳一下，示意大家侧耳。
外人只见他风光，却少有人留意这位年轻人内心的激荡。做惯了东三省“代言人”，忽然被推到京畿权力旋涡，难免意气上涌。他暗中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为声气相通的“联络网”，自称“传声筒”，却也在琢磨更大的舞台。
与此同时，总理人选的争论在深宫暗涌。周恩来留下的空位，需要一个既能掌总日常又足以平衡各方的继任者。老帅们推举的李先念在经济条线尽管老练，却未获毛泽东亲近；筹建小组里有人提议华国锋，但在京人脉有限；而江青阵营自然举荐张春桥——自视“理论大拿”，又已有副总理身份，在他们看来顺水推舟即可。
五月底的一个午后，毛泽东把侄子叫到自己病榻前。老人声音嘶哑，依旧想听年轻人的判断：“小远，新总理嘛，你看老张如何？”毛远新心底一凛，却仍恭敬答道：“主席，张春桥有办法，也能写文章，就是……有点儿阴，旁人揣不透。”这句“有点阴”，像是一记暗礁，让原本看似平稳的抉择起了涟漪。
毛泽东沉吟良久。夜色中，那盏小台灯只照出他稀疏的发际。几天后，华国锋“中央第一副总理兼代总理”的任命电报秘密签发。毛泽东同时留下一句转告张春桥的话：“三十五年遵义会议后，做副手十年也不算短。”此语意在敲打，更像一剂安抚针。
七月，唐山大地震。余震未平，病榻上的领袖愈发艰难。八月里，仅靠几人进入的中南海诊所，毛远新从容进出。他自觉地位愈发重要，向江青透露：“主席对我放心，我得留下来。”江青闻言拍案附和，两人一致认为，只要联络员不撤，许多决定便能在他们掌控之中。
九月初，毛泽东弥留之际，毛远新按惯例在会议上传达“口谕”。可他发现，在场的目光正悄然变化。华国锋的沉默不再是谦逊，而像一潭深水。张春桥则微闭双目，手指轻敲桌面。李先念低头批注，却不置可否。风向似有变数。
九月九日凌晨，毛泽东逝世。举国震悼，江青等人心生兔死狐悲，更多却是对未来的焦虑。二十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成了焦点。江青发力：“毛远新得留下，只有他最清楚主席遗训！”她的嗓音将会议室的空气都撕紧。华国锋望着对面的“江青同志”，只是平静回应：“回辽宁较好，他的岗位在那里。”
这话像一把闸刀截断僵持。张春桥、姚文元从旁附和江青，可终因理亏又惧军方支持华，坚持不下去。会场气氛冷如深秋，谁也没有再提“留下”二字。毛远新被告知打点行装，先去休息，等候进一步通知。
进入十月，中央警卫局暗流汹涌。叶剑英和汪东兴通宵布置，清点兵力，交叉布岗。十月六日晚，命令下达：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施控制。名单末尾加上了毛远新的名字。叶帅的话掷地有声：“斩草要除根。”
深夜十点，颐年堂后院。电视里还在播放京剧选段，毛远新端着茶杯，翻看那本早已写满横竖笔迹的“最高指示”本子。身旁的两名警卫握枪站立。门口脚步声响，卫士李连庆推门而入。几句试探之后，毛远新眯起眼：“你是来抓我？”话音未落，张耀祠带人出现，“根据中央决定，对你实行保护审查，请配合。”短促的动静里，手枪被卸下，话语声同夜风一起消散。
从此，昔日叱咤东北、垄断“最高指示”的身影退出舞台。而对于那句“有点阴”的评语，历史究竟应当怎样赋予分量，仍留给后来者评判。毛泽东当年在病榻前谨慎的犹疑、毛远新的短暂得意与突如其来的崩盘、张春桥错失的总理之位，都深深嵌进了一九七六年那几个月的激流之中。有人把它比作棋局终盘：数十年布局，最终只剩寥寥数子，最后一着落下，尘埃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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