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曾涉川的结局,那真叫个惨,甚至带点儿“黑色幽默”。

夺走他命的既不是枪子儿,也不是法律的审判,居然是一截锈迹斑斑的落水管。

事发地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三楼。

当曾涉川猛然惊觉背后有几道锐利的目光逼近时,这家伙反应神速——翻身跃出窗台,一把死死抱住管子,顺势就要往下溜。

在他心里盘算得挺美:顺杆溜到底,脚底抹油就能跑。

可他千算万算,唯独漏算了一点——这管子早就不行了。

刚滑到二楼半的位置,“咔嚓”一声脆响,管子直接断了。

他整个人像个秤砣一样,直愣愣地砸向地面。

最要命的是,楼下正好堆着刚清出来的建筑垃圾,那是些裹着水泥的废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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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摔,再加上重力加速度的狠劲儿,十几根钢筋如同利剑,瞬间穿透了他的脑袋、脖颈和胸膛。

人,当场就凉透了。

对办案人员来说,嫌疑人意外死亡绝非喜讯,这意味着线索彻底断档。

不过,若是回过头复盘这惊心动魄的一跃,你会发现,在此之前,上海警方打了一场相当精彩的“脑力战”。

几个钟头前,专案组对曾涉川的行踪还是一头雾水。

破局的关键,源自一位叫田家发的出租车司机。

这小伙子脑瓜子好使,提供了一条“黄金情报”:那伙人里头有个老头子(疑似匪首保福祥),是在黄河路与南苏州路的路口登车的。

这下子,摆在侦查员面前的搜索圈子还是有点大。

南苏州路也不短,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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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脑子转得飞快,算了一笔“环境账”:天寒地冻的,那老头穿得单薄,还坐轮椅。

推车的那个保姆(疑似王秀丫),绝不可能顶着寒风推个残疾人走太远去找车。

答案呼之欲出:这帮人的窝点,就在路口边上。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支富德、沙懋麟等六名干警带着家伙去摸底。

这一查,还真就严丝合缝。

片警和弄堂里的大妈一眼就瞅出了那个特征明显的“怪老头”,化名叫“顾先登”;就连那个一口苏北腔的女佣也被认了出来。

既然窝点锁定了,这就到了第二个紧要关头:怎么收网?

那会儿是下午,郝真儒接到报告,半点没迟疑,火速调兵遣将。

到了傍晚六点半,十八名精干警力把那栋小楼围得密不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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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他们特意安排居民小组长刘大婶,像平日里那样去敲门喊开会。

门刚欠开一道缝,警察们猛虎下山般冲了进去,瞬间就把那个叫王秀丫的女人给按住了。

谁知道,屋里竟是个空壳子。

这一瞬,整个行动差点就要崩盘。

王秀丫吓得魂飞魄散,竹筒倒豆子全招了:曾涉川跑去“大世界”散心,老头子则去了杭州。

这下子,现场指挥员碰上了一道两难的选择题:是守着窝点等兔子撞树,还是分兵去追?

去追吧,大世界人挤人,那是大海捞针;死等吧,万一那家伙不回来咋办?

郝真儒的算盘打得极其果决:两条腿走路。

老沙留下蹲守,防着匪徒回巢;支富德带队,火烧眉毛般赶往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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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世界,支富德的布控其实相当老辣。

他早就预料到曾涉川可能会跳窗突围,专门在楼下安排了四个弟兄守株待兔。

换句话说,要是那根落水管争点气没断,曾涉川滑到底部,迎接他的本该是黑洞洞的枪口和一副锃亮的手铐,绝不是那些冷冰冰的钢筋条。

只可惜,运气这回没站在警方这边。

随着曾涉川意外毙命,上海这头的线索算是断了一大半。

既然“死鬼”没法开口,专案组只能调转枪头,盯上那个“活口”——远在杭州的王啸。

如果说抓曾涉川拼的是“速度”,那在杭州挖王啸,拼的就是“耐力”。

12月4日,外围调查小分队从舟山、宁波折返杭州,带回了一桩陈年旧案的惊人真相。

时间回溯到1946年的中秋之夜,国民党军舰在舟山海域撞沉了一艘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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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船乘客,全是杭州“三方会”的狠角色,当时正忙着在海上推杯换盏赏月亮。

结果整船人全军覆没,唯独活下来一个。

这个王啸,可是个怪胎。

12月5日到9日,整整五天的缜密摸排,汇总了黑白两道的所有情报,侦查员们拼凑出了一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画像。

在常人眼里,当土匪的,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仅长得要凶神恶煞,举止也得粗鲁蛮横。

黑道上混,从来不看脸蛋,只看手黑不黑。

可王啸偏偏是个异类。

不管是道上混混的口供,还是地下党搜集的档案,提起王啸,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只有两个字: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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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太反常了。

一个长得像教书先生、举止像绅士的帅哥,竟然是让浙东江湖闻风丧胆的匪首

这人还有个怪癖:几乎不亲自动手沾血。

他在帮会里的定位,是大脑。

“三方会”之所以能在江湖上屹立不倒,作案从不失手,全仗着他在幕后运筹帷幄。

后来这几个帮派整合成“品字三方会”,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这就难办了。

抓莽夫容易,抓“高智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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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戏称为“杭城隐士”的家伙,藏得比狐狸还深,露面极少。

这会儿,专案组又撞上了南墙:知道他是谁,晓得他长啥样,可就是不清楚人藏在哪儿。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专案组走了一步险棋。

既然常规路子走不通,那就从“根儿”上挖。

他们盯上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内部读物——《杭州地区帮会情况》。

麻烦的是,这是本秘密资料,没署名。

路又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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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这回事。

专案组灵机一动,把目光转到了这本资料的印刷环节。

只要是书,总得印出来吧。

没多久,“奋强印刷社”的老板杨友良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通过盘问杨老板,一个神秘人的影子浮出了水面。

当初来印这本书的,是一位身穿长衫、戴着眼镜的先生,自称姓凌。

这个“凌先生”做事极其小心,简直到了强迫症的地步。

他先是对暗号接头,然后像特工一样审查印刷厂的保密环境和设备。

这还不算完,排版印刷期间,他全程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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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的监工方式很特别:专挑半夜干活。

排好一部分,校对一部分,完事带走一部分原稿,绝不在厂里留下一张多余的纸片。

甚至连印刷费,都是硬拖到杭州解放两个月后才结清。

这种滴水不漏的行事作风,这种对细节变态般的掌控,像极了那个传说中的“大脑”王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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