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走的那个冬天，雪下得把老院的瓦都盖白了，我刚满十八岁，高考结束还没来得及填志愿，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抽走了全世界的依靠。
处理完后事的那天傍晚，大伯坐在堂屋的八仙椅上，手里转着父母留下的铜烟袋，语气冷得像院外的寒风：“丫头，这房子是祖产，你爸妈不在了，你一个姑娘家迟早要嫁人，住这儿不合适。”
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母亲生前缝的棉手套，指节冻得发白，“大伯，这是我家啊，我没地方去了。”我声音发颤，试图唤醒他仅存的怜悯。
可大伯猛地拍了下桌子，烟袋杆在桌面上磕出清脆的响：“什么你家？你爸妈走得急，没留遗嘱，这房子就该归我们男丁，我给你收拾了行李，今晚就走，别占着地方。”
大妈在一旁假惺惺地劝：“丫头，听你大伯的，我们也是为你好，你去城里找份工，以后嫁个好人家，比在这乡下强。”说着就把一个旧帆布包塞到我手里，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父母留下的几百块钱。
我看着他们冷漠的脸，又看了看墙上父母的黑白照片，突然明白，这场变故不仅带走了父母，也撕碎了所谓的亲情，那天夜里，我顶着风雪走出老院，身后的大门“吱呀”一声关上，再也没为我打开过。
城里的日子比我想象的难上千倍，没学历没背景，我只能在餐馆端盘子、发传单，住过潮湿的地下室，啃过干硬的馒头。
有次发烧到三十九度，躺在冰冷的出租屋床上，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我抱着父母的照片哭到天亮，那三年里，我没回过一次乡下，也没跟大伯一家联系过。
我凭着一股韧劲，白天打工，晚上自学，终于考上了成人高考，找了份相对稳定的文员工作，慢慢在城里扎下了根，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和那个伤心地有牵扯。
改变一切的是一个陌生电话，那天我正在上班，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老家的区号，接起后，那头传来大伯熟稔又热情的声音，让我浑身一僵：“丫头啊，是大伯！你还好吗？这几年可把大伯想坏了！”
我沉默着没说话，心里满是警惕。大伯自顾自地说：“丫头，咱老房要拆迁了，补偿款不少，还有一套安置房，你是你爸妈的闺女，这名额有你一份，大伯特地给你打电话说一声。”
没等我回应，大伯又急切地补充：“你赶紧回来住，家里都给你收拾好了房间，还是你以前住的那间，我给你换了新被褥，你回来咱一家人商量拆迁的事，大伯还能亏了你不成？”
他的语气里满是刻意的亲昵，和三年前赶我走时判若两人，我握着手机，指尖冰凉，突然觉得无比讽刺，原来，所谓的思念和亲情，不过是拆迁款和安置房换来的。
挂了电话，我纠结了整整一夜，不是贪图那笔补偿款，而是想回去看看父母的老院，也想看清大伯一家的真面目，周末一早，我买了回老家的车票。
车子驶进熟悉的村口，远远就看见大伯站在路口等我，脸上堆着谄媚的笑，上前就要帮我拎包：“丫头，可算回来了，一路累坏了吧？”
走进老院，一切既熟悉又陌生，父母的照片还挂在堂屋，却蒙了一层薄灰，显然很久没人擦拭。大伯热情地给我倒茶，大妈忙前忙后端来水果，嘴里不停念叨着：“丫头这几年瘦了，可得多补补，以前是大伯不对，不该赶你走，你可别往心里去。”我看着他们演戏，心里毫无波澜，只淡淡应着。
饭桌上，大伯终于忍不住切入正题：“丫头，拆迁的事你也知道了，这房子是祖产，我这些年也一直帮着照看，修补屋顶、打理院子都花了不少钱，补偿款下来，咱先扣掉这些开销，剩下的咱叔侄俩分，安置房就归我，你看行不？”
我放下筷子，直视着他：“大伯，三年前你赶我走的时候，怎么不说这房子有我的份？怎么不说你是在帮我照看房子？”大伯的脸瞬间涨红，支支吾吾地说：“那时候不是一时糊涂嘛，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我笑了，拿出手机里存的聊天记录，“我前几天问了村里的书记，他说这房子是我爸妈婚后建的，跟祖产没关系，房产证上也是我爸妈的名字，拆迁款和安置房本该全是我的，你这些年所谓的照看，不过是占着房子出租，租金也全进了你的口袋吧？”
大伯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也没了之前的热情：“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没有我，你爸妈的房子早塌了！”“那是我爸妈的房子，就算塌了，也轮不到你做主。”我语气坚定，“我可以分你一部分补偿款，算是感谢你这些年帮忙看着房子，但安置房必须归我，那是我爸妈留下的唯一念想。”
大伯一家见我态度坚决，又知道我掌握了证据，也不敢再胡搅蛮缠，只能不情愿地答应，拆迁手续办得很顺利，拿到补偿款的那天，我给了大伯五万块钱，算是仁至义尽，离开老家的时候，大伯站在门口，脸上没了之前的谄媚，也没了当初的冷漠，只剩复杂的神色。
我没要安置房，把它卖了，拿着钱在城里付了套小房子的首付，搬家那天，我把父母的照片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阳光洒在照片上，仿佛他们还在我身边，我知道，那些伤痛不会消失，但我终于可以放下过去，好好生活。
后来偶尔从老乡嘴里听说，大伯拿了那五万块钱，没多久就赌光了，还跟大妈天天吵架，我没有丝毫同情，只觉得人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旦被利益熏黑，就再也照不出最初的模样，而我，会带着父母的爱，在属于自己的日子里，好好往前走，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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