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那个腊月，苏州厚重的城门“吱呀”一声开了。
几个手里还沾着热乎血的太平军头目，哈着腰，拎着一颗血呼呼的脑袋，直奔淮军大营去讨赏。
这脑袋的主人不是旁人，正是苏州的一把手，被封为慕王的谭绍光。
动刀子的，恰恰是他平日里最信任的八个老部下——也就是所谓的“八大将”，带头的是纳王郜永宽和康王汪安钧。
这一出戏，说起来真叫人唏嘘：就在断气前的那一刻，谭绍光还在费尽口舌想保全这八个“兄弟”的命，还在那是掏心掏肺地讲义气。
可他哪知道，这八个白眼狼为了拿他的项上人头去换清廷的红顶子，早就把刀磨得锃亮，只等着在酒桌上下手了。
这场面，与其说是背叛，倒不如说是把“忠心”和“算计”这两个词，放在火上烤给人看。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瞅瞅1863年的苏州局势。
其实谭绍光手里并非没有活路，甚至是好几张王牌，可他愣是一张没打。
要弄明白这笔账，咱们得先盘盘道，看看当时的牌桌上，庄家兜里到底还剩几个铜板。
那年七月，忠王李秀成一脚踏回了苏州。
但这回，他不再是那个威风八面、横扫江浙的大元帅，而成了一个刚吃了大败仗的“空头司令”。
打这之前，为了解天京那个死局，李秀成硬着头皮搞了个“进北攻南”。
这招棋，下得那叫一个臭。
对手曾国藩那是老狐狸了，早就布好了“坚壁清野”的口袋阵：地里的庄稼割个精光，树皮都给你扒了，老百姓全赶进城里。
太平军在江北硬耗了半年，别说抢粮食了，连口热汤都喝不上，反倒是因为饿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元气大伤。
往回撤的时候更惨，前头有湘军水师堵截，后头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李秀成带出去的那些精兵强将，最后只剩下一万来个残兵败将，灰头土脸地溜回天京。
刚喘口气，洪秀全就死拽着他不放。
李秀成心里惦记着苏州这个老窝，磨破了嘴皮子才请下来四十天假，火急火燎地赶回来看看。
哪知道一进苏州城，李秀成的心直接掉进了冰窟窿。
眼下城里虽说还有四万号人马，但这四万人，既不听姓“李”的，也不听姓“谭”的。
那作为主心骨的谭绍光是个啥光景？
他的嫡系部队这会儿正被湘军死死卡在湖州动弹不得，身边能指唤得动的亲兵，满打满算不到一千号人。
一千个对四万个，这仗没法算。
最要命的是，这“八大将”里好几个是老资格，资历比谭绍光还要深，压根就瞧不上这个年纪轻轻的慕王。
眼瞅着太平天国这艘破船就要沉底，这帮人早就背地里跟李鸿章眉来眼去，一个个都在琢磨怎么跳船保命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摆在谭绍光跟前的路有三条。
头一条，是老上司李秀成指出来的。
李秀成心里跟明镜似的，回苏州一瞅这阵仗：兵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外头淮军大兵压境，家里头叛徒磨刀霍霍。
他当场就给谭绍光交了实底：“让城别走”。
这话的大意是：这破城咱不要了，扔给他们，咱们赶紧撒丫子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要知道，那时候连天京李秀成都有心想扔，何况这区区一个苏州城？
第二条路，是死对头送上门的。
那时候洋枪队的头目戈登，私底下跟谭绍光交情居然还凑合。
戈登专门写了封信，摆出两个条件：要么你向大清投降，我戈登拿人格担保你荣华富贵；要么我带你远走高飞去西洋，天高皇帝远，清朝的手再长也抓不着你。
这两条路，随便挑哪一条，谭绍光都能活得滋润。
可偏偏这家伙是个死心眼，硬是选了第三条道：死磕到底。
凭啥？
这里头得算一笔关于“知遇之恩”的良心账。
谭绍光跟英王陈玉成是同年生人，都是十四岁那年参加金田起义的“红小鬼”。
在太平军那个圈子里，这种娃娃兵出身的人，心眼最实，骨头最硬。
但这俩人的命数那是天差地别。
天京事变之前，陈玉成已经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了。
打湘军、灭八旗、扫绿营，连西安将军扎拉芬、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这种封疆大吏，都折在他手里。
人家陈玉成那是出道即巅峰，手里攥着的都是精锐。
反观那时候的谭绍光，还只是李秀成手底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兵腊子。
当年李秀成混得也惨，没靠山，没家底，被清军围住的时候还得厚着脸皮求陈玉成拉兄弟一把。
就是在这种“大哥也没本事”的窘境下，谭绍光跟着李秀成一路苦熬。
一直等到1861年，李秀成西征武昌，谭绍光在赣南生擒了湘军悍将李金暘，这才算是把脑袋露出了水面。
李秀成虽说带兵打仗不如陈玉成，但这双眼睛毒得很。
他看中了谭绍光两点：一是娃娃兵出身，忠心没得说；二是资历浅。
正因为资历浅，一旦把他破格提拔上来，这种人往往会把自己当成“国士”，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把这条命豁出去报答这份恩情。
这一把，李秀成押对了。
1862年，原本守苏州的护王陈坤书怕挨罚，跑到常州另立山头去了。
李秀成顺手就把苏州的军政大印交给了谭绍光。
在太平天国后期那个“诸侯割据”、各怀鬼胎的烂摊子里，谭绍光简直就是个异类。
当时的风气是啥？
大伙都把地盘看得比命根子还重，友军遭难，一个个稳如泰山，生怕损了自己一兵一卒。
谭绍光被封为慕王，老巢在湖州。
但他从来没把湖州当成自己的“私产”。
李秀成三次往上海打，谭绍光都是大把大把地从湖州调兵遣将往外送。
等到淮军横扫江浙，湖州眼看都要保不住的时候，按当时的“江湖规矩”，谭绍光早就该缩回老窝保地盘了。
可他没有，他像颗钉子一样死死钉在苏州，替李秀成守着大门。
甚至在苏州城里断粮的时候，他还逼着亲哥哥谭应芝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地筹粮、拉人，源源不断地往苏州坑里填。
为了保住大哥的苏州，宁可把自己的湖州赔个底掉。
这做法，在当时的太平天国里，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
但恰恰是这种“傻”，成了谭绍光做决定的死理儿。
他算盘里打的不是经济账，也不是活命账，而是一笔怎么都算不清的“义气账”。
话头再转回1863年那个刺骨的冬天。
李秀成前脚刚走，手里没兵没粮，帮不上谭绍光，只能眼睁睁瞅着那八个二五仔在城里大摇大摆。
李秀成也没辙，只能认栽，自己先撤了。
这会儿的谭绍光，其实是在拿命赌一把大的。
他赌的是那“八大将”良心未泯，赌的是这两湖带来的兵马能像当年两广的老弟兄一样讲究个“义”字。
他在酒桌上还在跟这八个货推心置腹，指望他们能再出一把力，哪怕是为了当年大家伙一起拜过的那个上帝。
可惜啊，他把人性想得太好了，也把恐惧想得太轻了。
对于郜永宽、汪安钧这些老油条来说，信仰那玩意儿早就连草纸都不如了。
他们心里明镜似的：大船要沉，想要上岸当官，手里就得有像样的见面礼。
谭绍光的脑袋，就是那张最硬的门票。
酒过三巡，图穷匕见。
谭绍光就这样倒在了他发誓要死守的苏州城里。
结局讽刺到了极点。
谭绍光拒绝了戈登的保命符，选择了战死；而那八个以为宰了上司就能升官发财的降将，把投名状递上去没几天，就被李鸿章找了个由头，一股脑全给砍了。
李鸿章的账算得更精明：这种卖主求荣、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小人，留着也是祸害，不如杀个干净，还能省下一大笔遣散费。
谭绍光这辈子，就定格在那个寒冬腊月。
他没守住苏州，也没保住自个儿。
要是按现在的成功学来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输家。
但在那个尔虞我诈、信仰早就烂成泥的太平天国末期，谭绍光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劲儿，反倒显出一种悲剧般的厚重。
他本可以苟活，但他选择了不负恩义。
哪怕这份恩义，最后被冰冷的现实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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