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枚：信物之钱—“招纳信宝”
据考为南宋将领刘光世在绍兴元年为浙西安抚使、守镇江时所铸。那时金将完颜昌(达懒)屯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刘光世知道金人部队中的汉人想家，就用招纳信宝钱离间其心。叫俘虏把这种钱带回去，告诉共他人，有欲归附者，可执此钱为信。此钱就是起通行证作用。
招纳信宝铜钱
此钱根据材质可分金、银、铜三种，大小如折二，楷书。背穿上铸有“使”字，穿下为押，存世罕见，现仅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一枚。铜钱偶存，金、银钱难见。据说，金也非赤金，只是鎏金而已。
第二枚：清末起义军铸币—“嗣统通宝”
该钱铸造于清末四川等地，史籍上并没有“嗣统”的纪年，关于铸造者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比较靠谱的有：一：贵州号军首领刘义所铸。号军，又称教军。是白莲教(一说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是太平天国时期贵州的农民起义军。用服饰和旗帜的颜色区分为红号、黄号、白号。各色号军的主要首领是刘义顺。先是红号起义，从者数万，攻破几个县城。接着黄号起义，也屡败清军。白号也在思南起义，领导人也是刘义顺，大概是兼职。当时各地号军已经发展到遍及全省各州府，并且蔓延到临省。清军依靠洋人枪炮对起义军进行屠杀，起义军终于失败。
二：咸丰十年张保山为贵州遵义县令所逐，投奔白号。自称是明代后裔，群众尊为秦王。他自号朱民悦，称朱王。铸嗣统钱散给群众。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一的石达开由湖北进入四川所铸，但此时翼王节节败退，应该无心铸币！
第三枚：宝福局康熙通宝背支钱
康熙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商业繁荣，需要大量货币，因此康熙通宝铸量极多。除了用满、汉文纪局名的以外，福建局还铸有一种在背穿上铸有十二个字的地支钱。这种地支钱铸量极少，每年只铸一种，据说还是为庆祝康熙寿辰而铸的。因此，也叫“生辰钱。”
康熙皇帝属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他的六十寿辰，福建宝福局专门铸行了这种生辰钱。第一枚生辰钱就是“巳”(蛇)开始的。铸到“寅”(虎)年，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去世后就停止了。癸卯、甲辰二年就未再铸过。所以这套生辰钱，只有十品，缺卯、辰二品，存世量极其罕见。
第四枚：西夏神品——“贞观宝钱”
西夏崇宗干顺贞观年间（1101-1113年）铸造，铜质泛红。面西夏文四字。汉文直译为“贞观宝钱”，楷书，旋读，光背，小平钱。“贞观宝钱”是西夏文钱币中发现相对较晚的一种。
西夏文钱和用汉文铸的西夏钱，在西夏地区同时流通。西夏文钱都铸得很精致，轮郭规矩，文字整齐，一向为专家所称道。这与西夏的经济文化发达分不开，也是注意吸收汉文化的结果。但直到清乾隆年间，还不能辨认这种西夏文钱。清嘉庆年间才有一位山西洪洞人、金石学家刘师陆(字青圆)开始辨认。他是在得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出土的唐宋和古夏古钱时，发现其中掺有不识的钱文。经他用凉州大云寺的天祐民安碑为佐证，才定这种钱为西夏文。这对以后研究西夏钱币有着重大意义。
天祐民安碑，即《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它的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汉译文。保存了1600多字，是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西夏文碑。该碑立于西夏崇宗(李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4年)。此碑可以起到西夏文和汉文对照识读的作用。
第五枚：至元通宝“三体文”背龙凤
至元通宝三体文钱铸造于元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1340年），不同于元世祖忽必烈在公元1285年至1294年铸造的至元通宝，元顺帝所铸造的至元通宝版式繁杂，变化无常，除光背外，有背“玉”、背星月、背异文及供养钱等。其三体文钱更是其巅峰之作。
三体文钱，顾名思义，指的是钱文采用三种文体，穿上、穿下直读为蒙文八思巴文，穿右为察哈台文，穿左为西夏文。
第六枚：存世成疑的金代铸币—“承安宝货”
据考为臆造
为何说存世成疑呢？其实金代的确有“承安宝货”这个货币，但是却不知道它的形制。丁福保的《历代古钱图说》曾刊出了两品承安宝货方孔圆钱，《续通鉴纲目》也曾记载：“宋庆元四年（1198年，即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三年）金造承安宝货，其文楷书，制极美，钱之大小轻重，似宋之当五钱。”这些似乎肯定了承安宝货为方孔圆钱。
但是一直未见有实物的承安宝货方孔圆钱。但是近几年却两次在黑龙江省发现了承安宝货银艇，第一次是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清库时，发现四枚收兑的银挺——承安宝货。因为其来源不清，有不少专家怀疑它的真实性；第二次，在1985年，经过该行与中国钱币学会黑龙江分会的共同努力，追踪寻源，最终在黑龙江的阿城县(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所在地)杨树乡发现第五枚承安宝货。据说，是一农妇在转山子南坡挖土豆时出土的。
两次发现的承安宝货银铤，在形制、字迹、重量、库部押记都相同。上下宽，中间束腰，周围有水波纹。重近49克。文字不甚规整。上横书“承安”二字。因此关于承安宝货的形制问题，得到了确认，方孔圆钱的承安宝货极大可能为臆造品...
金承安宝货拾贯省五两银铤
第七枚：崇庆元宝、至宁元宝
崇庆元宝篆书折五、至宁元宝楷书折五铜钱，仅见一枚，存于国家历史博物馆，金代卫绍王(完颜永济)时所铸，史书均未载。卫绍王是金世宗(完颜雍)之子，执政六年的时间里，正值成吉思汗连续出兵攻打金朝之时。卫绍王共用过三个年号，即大安三年，崇庆二年，至宁一年，大安年间未铸过年号钱。
关于这两枚钱币还有个趣事：
1921年，古泉家郑家相在天津见到这枚篆文大钱崇庆元宝，叹为瑰宝。当时藏泉家方若也在。可是那时同行皆说此为假币。郑家相想以300金买下这枚可疑之品，带来此钱的人说，愿出让。但又说，此钱是别人押给他的，三个月后到期不取时再说。
一年秋天，泉学家张纲伯也在天津见到过一枚至宁元宝大钱，当时诸名家也怀疑是真品，说是改刻的，无人问津，张绚伯遂以500金买下。送给天津藏泉家方若看，方若以千金转买下来。
方若自得至宁元宝后，又想起那枚崇庆元宝来。郑家相已忘此钱。方若急找原持钱的人，增值也想买，于是除原300金外，又加上一枚异书折十大观钱，于是成交。崇庆、至宁二钱均归方若，他精拓二纸，写信给郑家相。
郑家相落空了，既感慨，又惋惜。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此二钱本来是确信无疑的。要是没有至宁钱的出现，崇庆钱几乎被埋没。崇庆因至宁而打消疑虑；至宁因崇庆而加深凭信。至宁证崇庆不伪；而崇庆也证至宁不伪。二钱互证，方显于世。
第八枚：出土于海外的孤品“天辅元宝”
“天辅元宝”据说上世纪60年代，由一名日籍华人平岛春水发现于印尼巴厘岛上，当时该地发现了大量中国古泉，此人出资购买了十余吨，并在当地培训6人，专门检选古泉异品，其中贞佑元宝和天辅元宝便在其中。古泉学家马定祥老前辈曾于1989年在日本见到过这两枚钱币，十分喜爱。
天辅，是金朝建立者完颜阿骨打（汉名晏）即皇帝位后的第二个年号。在位九年共用两个年号，收国二年，天辅七年。从金朝建国初期来看，正是战争年代，似乎不可能铸钱，并且该钱出土的地点，又是远离中国的印尼巴厘岛，中国本土反而未见出土报导。钱币作为流通货币，很难不向远方流散，但这枚天辅元宝，作为孤品在国外发现，缺少令人信服的佐证。因此这枚钱仍有继续考证之必要。
第九枚：千秋万岁钱
千秋万岁钱有几种，大小不一，钱文也殊。但都制作浑厚，形体朴茂，文字奇特，当未脱离晚唐、五代时钱币的气韵，具有一种时代特征。此钱最早收录于宋·洪遵的《泉志》：“右千秋钱，李孝美曰：‘此钱径三分，文曰“千秋万岁”。今甚易得，盖常岁虏使入贡，人多博易得耳。’董道曰：‘辽国钱，盖近世所为’。”又在“奇品”中记录说:“径寸九分，重二十四瞩，面文为‘千秋万岁’，背文为龙凤之象”。可知，洪遵所录“千秋万岁”钱有大、小两种品相；而且当时辽朝遣使入宋朝贡，“千秋万岁”钱做为贡物携以入境。
辽 千秋万岁鎏金花钱，及其罕见
据文献记载，当初辽使每年都曾用千秋万岁钱入贡，祝被进贡的君主长治久安。正因为是吉祥用语，有人就认为这种钱不是正用品，而属于压胜钱一类。甚至怀疑它是不是辽钱。古泉家郑家相力排众议，认为：仔细查看，这种钱文，虽然简率，但在制作气息上，与后来发现的清宁通宝(辽道宗铸)、乾统元宝(辽天祚帝铸)相似，因此肯定是辽钱。他还认为：不能看到吉语，就一概说是压胜钱。应该了解，太祖(阿保机)以前，国未统一，制度未备这个事实。国家在草创时，以干秋万岁为文，用吉语铸钱，取永久通用之意，有什么不可以呢?
第十枚：仅用六天的年号钱—“纯熙元宝”
南宋纯熙元宝背“同”小平铁钱（直径24mm），“纯熙”年号仅用六天即改元为“淳熙”，所铸仅见铁钱，
“淳熙”为南宋孝宗时期的年号，淳熙年间曾铸行过淳熙元宝、通宝。但提到“纯熙元宝”，便很少有人知道了。直到1985年，江苏高邮疏浚运河，在水下掘进至御码头时，发现了大批两宋铁钱和部分铜钱，共约十万余枚。其中就有一枚令泉界瞩目的创见品—纯熙元宝小平铁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历史上既然没有出现过纯熙年号，为什么会有纯熙元宝铁钱呢?
原来宋孝宗在乾道九年冬日，曾下诏拟于第二年改为纯熙。可是，短短六天的时间，又废纯熙，改用淳熙。既已下诏，有的钱监看到诏书，便开始铸少量的纯熙元宝。因此，纯熙元宝便是宋孝宗拟用而未用的年号钱。
纯熙元宝背“同”，即舒州（今安徽清山县）的同安监。当时舒州各监的铁钱，铸成后，沿长江而下，然后经过大运河至扬州，最后到高邮。有人估计，高邮出土那么一大批铁钱，那里可能是一处库藏。高邮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是贸易的集散地，也是抗金的前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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