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7年正月那会儿的开封城，空气里的血腥味儿比哪年都浓，桑维翰一个人守在府里，外头契丹铁骑的马蹄声听得真真儿的，还有张彦泽那帮降将砸门时的狂笑声也听得见，他心里清楚，这一关是过不去了，不是因为他是后晋的什么社稷重臣，恰恰是这个身份害了他。
这事儿得倒回去十六年，936年的太原城，三十三岁的桑维翰帮着石敬瑭写了那封改变中原命运的奏表，当时石敬瑭被后唐大军围着，想跟契丹的耶律德光求救，刘知远确实在场，可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反对派，《资治通鉴》里写得明明白白，刘知远的建议是，称臣可以，拿金银财宝去换就行了，没必要割地，也不用搞得这么屈辱，结果石敬瑭没听，事情就这么简单。
根本没有什么大声呵斥，更别提什么问罪，桑维翰“救下”刘知远的戏码纯属虚构，真实的情况是，桑维翰和刘知远的分歧在于**“卖国的程度”**，而不是“要不要卖国”，桑维翰主张把幽云十六州全割了，还要当儿皇帝，刘知远觉得割点肉就行，没必要连儿子都当了，俩人其实都站在悬崖边上，只不过一个愿意跳得更快一些。
这种政见上的小疙瘩，在后晋建立的十一年里慢慢变大了，桑维翰当上宰相，权倾朝野，但也专权贪财，排挤跟他意见不合的人，刘知远呢，作为河东节度使，手里有重兵，成了石敬瑭都得时刻提防的藩镇大佬，《旧五代史》里记着，刘知远“密与郭威等谋，以观时变”，这个“谋”，谋的是怎么在后晋这艘破船沉没前保全自己的力量，跟报答谁当年的救命之恩半点关系没有。
947年正月十三，契丹主耶律德光进了汴梁城，张彦泽当先锋，把桑维翰押送到了契丹军营，《旧五代史·桑维翰传》的记载冰冷又直接，“契丹主遣骑害之，时年四十九”，动手的是契丹人的骑兵，不是张彦泽的刀，耶律德光生气，也是气张彦泽这个降将没先跟他汇报就擅自处理重臣，根本不是可惜桑维翰的才能。
一个月后的二月十五，刘知远在太原称帝，他称帝的本钱，是当年石敬瑭留给他的河东精锐，是郭威、杨邠、史弘肇这帮兄弟的拥护，跟桑维翰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实际上，对于桑维翰的死，史书上只记录了刘知远的沉默，那个力主割让他家门口雁门以北土地的权臣，最后死在了契丹人手里，这事儿本身不就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吗。
至于范质，这位后来的后周名相，跟桑维翰之间更没有什么“救命荐书”的美谈，《旧五代史·范质传》里写着，范质是后唐长兴二年的进士，石重贵时期就已经做到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947年开封城换了主人，范质“匿于民家”，躲在老百姓家里，后来还短暂地在契丹扶植的傀儡政权里干过，直到刘知远进汴梁，他才“迎于路左”归顺了后汉。
范质的仕途，是五代乱世里一个典型文人的流转轨迹，靠的是手里的笔杆子能写好文章，靠的是“明敏强记”的办事能力，从来没有过掉进大牢里被桑维翰捞出来的经历，953年郭威建立后周，范质被拜为宰相，那是王峻的举荐和柴荣的赏识，跟什么十六年前的一封神秘荐书毫无关系。
历史的真相，往往比编出来的故事要残酷得多，桑维翰不是什么能预见未来的智者，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在《资治通鉴》里有实录，“吾为宰相，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没有托付后事，没有“看我看不到的太平年”那种诗意，只有一个卖国者面对失败时的坦然和绝望。
郭威辅佐刘知远建立后汉，四年后又黄袍加身建立了后周，范质在这一连串的巨变里稳坐相位，靠的是他“谨守法度”的政治操守和“定制度、修法度”的行政能力，他们缔造的那个“太平”，跟那个死在947年血泊中的桑维翰没有半点关系，恰恰相反，他们每天面对的边防危机，正是桑维翰当年割让幽云十六州留下的那个大烂摊子。
五代十国的历史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的救命之恩，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和权力游戏，桑维翰、刘知远、郭威、范质，这四个人在947年交汇在开封和太原，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传承仪式，而是在中原政权崩塌的裂缝里，各自找寻着生存和崛起的机会，所谓“直到郭威拥立刘知远称帝，才知桑维翰救下的是谁”，不过是后人自己加上去的想象，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桑维翰谁也没有救下，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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