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福/著
1933年3月9日
我被铺已经第五天。实实在在的说，我不想在这黑暗、狭窄的牢房里这样无所事事的待着。我很想出去，我有我的事情要做。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党需要我，革命工作需要我。我真的不愿意无所事事的待着。更不愿意在这黑暗憋屈的牢房里这样待着，这样无所事事。这不仅是浪费时间，更是浪费我宝贵的生命。
有可能的话，我一定要寻求机会，逃跑出去。这可能很危险。但是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不会放弃。
白天在审讯室候审，那种候审非常的没有趣味。晚上回到牢房。黑暗，加上牢房的狭窄潮湿，暗上加暗而且阴森，就像无底的、毫无光亮的深渊。人在这样黑暗的深渊里，你不知道哪里是边？这几天以来，牢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可能是要用这种孤独和寂寞来折损我的意志。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心理战术，让我忍受不住孤独，然后就会叫我开口。但是我偏不开口。绝不！
黑暗中，我的脑海从没有停止思考。我想了很多很多。对啦，他们不是说到我打进刘湘司令部放走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吗？不错，我是放走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我认为这是我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很自豪。
被营救的共产党高级官员名叫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925年加入共青团，并赴大革命策源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在黄埔军校转为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中，不到19岁的文强被选入宣传大队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不久奉中共组织派遣，随朱德入川，到驻四川万县的军阀杨森部开展革命工作，在二十军任政治部代理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杨森仿照黄埔军校的模式办起了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被誉为川东小黄埔），文强担任政治教官和入伍生第一大队大队长。
1927年春，国、共两党走向分裂。“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上海“四一二”事变前夕，即1927年3月31日，重庆提前发生了军阀刘湘的国民革命军第21军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三三一”惨案。杨森也准备实行“清党”。朱德已于此前赴武汉汇报工作。文强等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人闻警后被迫连夜逃离。
文强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潮汕，兵败后经香港逃到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
次年春，不甘在乡间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文强，毅然二次入川，在成都通过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重新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成为川西特委兵运干部。
1929年底，文强被地下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22岁的文强成为中共在四川第一支红军部队中的政治领导人。
1930年，四川一路红军在军阀重兵围剿下失败，文强与李家俊分兵突围。不久，文强千辛万苦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等待着他的是笼罩全城的白色恐怖和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当时军阀刘湘的21军盘踞重庆，为对付共产党人，专门组建了一个由共产党或共青团的叛徒组成的特务委员会。由于叛徒们的疯狂活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军委书记李鸣珂、组织局主任穆青、工委程攸生、前后两任秘书长邹进贤、牛大鸣等主要干部均遭逮捕杀害，损失极为惨重。
这时，只有新任省委书记程子健等几个人在重庆苦撑危局。但因叛徒活动猖獗，程子健已到了几乎不能上街露面的地步。
文强的到来，使程子健大喜过望，他先安排文强代表省委去川南巡视，清理各地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的基层组织。返回重庆后，文强担任了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
1931年3月13日，刘湘的21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突袭设于重庆城区寮叶巷内的中共四川省委交通机关，逮捕了负责“跑交通”的许仁智等3人，搜缴了不少重要文件和联络通讯录。许仁智以及随后被捕的饶更之（曾任中共四川省行委组织部长、中共四川省委巡视员、共青团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被杀害。四川省委交通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省委与各地基层组织的联络几乎中断，以致省委难以在重庆开展工作，被迫迁往成都。
当时因交通、通讯不便，为能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川革命斗争，省委驻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时，则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
四川省委被迫迁往成都时，文强临危受命，被留在重庆组建川东特委并任书记。
在重庆一片腥风血雨、雾塞苍天的环境里，新组建的中共川东特委举步维艰。文强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事斗争。而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的缺乏，成了文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正当此时，一个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傅荣来到了重庆。傅荣与文强是同乡、同学，原是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清党”中被捕，坐过一阵牢，回到湖南老家后，得知文强在四川，因而前来投奔文强，文强闻讯大喜，打算动员这位黄埔同学参加川东特委的军事工作。
这天，文强得到交通员送来的信件，知道傅荣已抵达重庆，在大梁子一家旅馆住下，便不顾正下着雷阵雨，匆匆冒雨赶去。
不料，文强却因此落入特务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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