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朝历代，唐朝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王朝。陆战实力能够横扫周边国家，海上作战能力也是当时东亚顶尖水平。其军事作战水平可以说处于世界巅峰。
一、盛唐时期的恐怖军事实力
唐朝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制度设计、兵种装备、战术素养、后勤体系等等。盛唐时期，职业化常备军约 60 万（49 万边军 + 10 万禁军），其中约骑兵 20-25 万。
（一）高效的兵源与指挥体系。
唐朝先后实行了府兵制和募兵制。
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经典制度，府兵总兵力约 60 万。从均田制农民中选拔，平时务农，农闲训练，战时自备兵器粮草出征。战后兵归府、将归朝，既节省国家军费，又避免武将专权。
后期转型募兵制 + 节度使制，因均田制瓦解后，唐朝改为职业募兵制，招募无地农民、流民为职业兵，士兵专事作战，训练更系统、战斗力更稳定。同时为应对边疆长期战事，设节度使，统辖边疆军、政、财、民权。
（二）制式化与专业化的兵种。
唐朝军队兵种齐全，步、骑、弩、水四军协同作战，装备制式化由中央少府监统一打造，质量与威力远超周边政权，是实战取胜的关键
重步兵：陌刀队是唐军独有的王牌重步兵，陌刀长丈余（约 3 米），双刃、劈砍能力极强，士兵皆为精锐，列阵时 “如墙而进”，专门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冲锋，《通典》记载其 “挡者皆为齑粉”。
骑兵：唐朝骑兵是全军核心陇右、河西马场的优质战马，规模达数十万匹，能组建轻骑、重骑混编部队。轻骑兵无重甲，以速度取胜，负责侦察、迂回、包抄，标配马槊、横刀、弓箭。重骑则是人马披明光铠（唐式铁甲，防护力极强），负责正面冲击，是破阵的核心力量。
弩兵：唐朝弩箭已经制式化，分擘张弩（单兵）、角弓弩（射程 200 步）、床弩（重型，多人操作，射程千步，可射巨石、火箭），弩兵是远程压制核心，野战中列于军阵前排，先远程射杀敌军，再由步骑冲锋。
水军：唐朝水军是具备跨海作战能力的专业化部队，战船种类有楼船（旗舰，高大多层）、蒙冲（高速突击）、斗舰（主力作战）、走舸（侦察）等，战船普遍配备拍竿（重型武器，可击碎敌船）、火箭、火油等火攻器具。
（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
唐朝能组织跨沙漠、跨海洋、跨山地的大规模战事，核心在于完善的后勤体系与灵活的兵员动员能力。
后勤保障主要是漕运 + 军屯 + 官营马场。
漕运，依托大运河与南北水系，中央能快速将江南的粮草、物资运至北方边疆（如幽州、河西），支撑对突厥、高句丽的战争。军屯，边疆军屯实现粮草自给，是长期驻守的关键。官营马场，陇右、河西、朔方设数十个官营马场，由太仆寺管辖，养马数十万匹，保证了骑兵的战马供应。兵源动员靠的是府兵制的快速集结 + 募兵制的职业补充。
（四）丰富的战术素养与创新。
唐朝是中国古代名将最多的朝代之一，名将不仅有超强的实战指挥能力，还注重军事理论的总结与创新，形成了成熟的军事思想，反过来又提升了军队的战术水平。
唐朝军队早就有了奇袭、持久战、火攻、包抄等战术。唐军战术不拘一格，名将辈出带来了丰富的战术实践。如李靖的奇袭战术（夜袭阴山、奔袭高昌），苏定方的大纵深迂回，刘仁轨的水军火攻 + 包抄（白江口之战），李勣的持久战 + 围城打援（灭高句丽），还有步骑弩协同、水陆军协同的联合作战，战术素养远超周边政权（如倭国的盲目冲锋、吐蕃的单一骑兵战术）。
二、白江口之战彻底打服日本
公元663 年的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之战，是中日之间的首次交锋。
公元 660 年，唐朝应新罗的求援，派大将苏定方率军渡海，联合新罗军队攻灭了百济。百济国王被俘，百济领土被唐、罗联军控制。百济王族扶余丰逃到倭国（日本）求援，倭国当时正试图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于是决定出兵支持百济复国，同时派遣军队护送扶余丰回国即位。
唐朝则留守刘仁愿、刘仁轨等将领率少量兵力驻守百济故地，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公元 663 年 8 月，唐朝与日本在白江口交火。
唐军与新罗联军：水军兵力约7000 人，战船170 艘。唐军战船体型高大坚固，配备了拍竿（古代战船的重型武器，可击碎敌船）、弩箭、火攻器具，且士兵训练有素、战术严明。
倭国与百济联军：水军兵力约4 万余人，战船1000 余艘。倭军战船以小型船只为主，体量远逊于唐军战船，且战术较为落后，指挥体系松散。
倭济联军水军以 4 万余人、千余艘小型战船率先发起进攻，依仗兵船数量轻敌冒进，不计阵型冲锋导致船只在狭窄江口拥挤堵塞；唐军仅 7000 水军、170 艘高大战船，由刘仁轨指挥，先以弩箭、拍竿压制敌军，再分两翼包抄合围，同时以火箭、火油实施火攻。
战役结果是倭济联军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士兵溺死、战死无数。倭军水军将领安昙比罗夫和，朴市秦田来津战死。百济残余势力失去外援后迅速瓦解，复国运动彻底失败。《旧唐书》记载此战结果为 “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三、白江口之战的深远影响
这一战是东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一千多年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文化走向。
这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交锋。唐朝水军以少胜多，几乎全歼日本水军。这场惨败给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日本战败后，意识到自己与唐朝在国力、制度和军事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为了防止唐朝乘胜追击，日本在本土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如水栅、山城）。
日本在此后的近 900 年里（直到万历朝鲜战争），不敢再向朝鲜半岛或中国大陆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转而采取全面的 “守势” 和 “学习” 姿态。
另一方面，白江口之战的失败，反而成为了日本全面向唐朝学习的催化剂。日本朝廷认识到，要想强大，必须彻底照搬唐朝的先进制度。 战后，日本更加积极地派遣 “遣唐使”，全方位引进唐朝的律令、官制、佛教、建筑和文化。这直接推动了日本从氏族贵族政治向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转型，奠定了日本后来的文化和政治基础。
白江口之战彻底打服了日本，打垮了百济，为高句丽的灭亡扫清了障碍，并最终促成了以唐朝为绝对核心的东亚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形成。
这场战争让日本从 “挑战者” 变成了 “学生”，这种师生关系在东亚维持了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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