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了不少阐扬语文学精神的文章，发现无论中外，语文学者们都喜爱援引尼采的一段名言，认为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语文学的真精神。这段话如下（据KSA版译出，粗体为我所加，下同）：
因为语文学（Philologie）是这样一门让人尊敬的艺术，它所要求其崇拜者的莫过于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语词的金器锻造术和金器鉴赏术，需要精巧细心地工作，并且终将一事无成，除非用“慢板”速度（lento）去成就。但也正因如此，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或缺；它最强烈地吸引我们，让我们着迷，在这样一个“工作”的时代，也即是说，在一个匆忙的、因仓促而尽失体面、汗流浃背的时代，在一个想要一下子把所有事情（包括每一本旧书和新书）都“干掉”的时代——这门艺术并不能轻易地把任何事情“干掉”，反而教人好好地阅读，也就是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带着隐蔽的思想和敞开的大门，用灵敏的手指和眼睛来阅读……
尤其是最末一句，尼采把语文学界说为“慢读艺术”，最令语文学者们激赏，因为这仿佛与他们所主张的文本细读、从文本的历史语境解读的方法不谋而合。何况，尼采自己曾是一个职业的语文学者，当然深谙语文学的真精神。
尼采
不过，每次读到这段话，总不免让我心存疑惑：语文学者们引尼采为同道，是否有些仓促，并没有来得及对这段文字下一番他们自己所提倡的“语文学”功夫，也就是回到尼采此话的文本和历史语境。
这段话出自《朝霞》1887年新版前言的最后一段。尼采为新版补写前言的宗旨，是要从总体上说明《朝霞》（初版于1881年）一书所做工作的性质：彻底拆毁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仰。落笔不久，尼采就称这是一篇“迟到的前言”（第二节开头），到了前言最后一节（第五节），他又笔锋一转，回到“迟到的前言”主题：
……这是一篇迟到的前言，但并没有过迟——归根到底，五年或六年又算什么？一本这样的书，一个这样的问题，不能匆匆忙忙；此外，我俩——我和我的书——都是“慢板”（lento）之友。我过去是一个语文学者，这并非徒然，也许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语文学者，也就是说，一个慢读的教师——结果是，我也慢慢地写。如今这不仅属于我的习惯，而且也属于我的趣味——也许是一种恶毒的趣味？——倘若写下的文字不能让各色“匆忙”人等陷入绝望，就不再动笔。
接着是语文学者们喜爱称引的那段话（见上），之后尼采又补了一句，结束整篇前言：
我耐心的朋友们，本书希望拥有的只是那些纯熟的读者和语文学者（Philologen）：学会好好地阅读我！——
从这个上下文语境来看，尼采把语文学界说为“慢读艺术”，主要目的是解释“迟到的前言”为何而作以及如何从这篇“迟到的前言”学会阅读《朝霞》一书：因为他自己是一位掌握了“慢写艺术”的作者，所以要求他的读者也学会“慢读艺术”，由此顺带提出，语文学应该是这么一门艺术。
这里所谓的“语文学”究竟何所指？是语文学者们认为的正统语文学即历史语文学么？让我们再回到这篇前言的历史情境。前言末尾有作者注明的写作日期：1886年秋——此时距离尼采告别古典语文学已经十年。1869年，二十四岁的尼采荣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非教席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十年后即1879年，他正式退休，但这只是一个标志，尼采告别古典语文学还要往前追溯，即1876年他开始撰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而不再从事语文学研究之时。时隔十年，尼采竟然开始“赞美”他早已摒弃的古典语文学，难道是对早年求学经历和职业生涯的温情回顾，抑或多年后的幡然醒悟？
事实上，从尼采的职业生涯一开始，表面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之下，便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蜕变，我称之为“语文学向哲学的转化”（详见拙著《古典的别择》第一篇第四节和第二篇）。这场蜕变发端于他的就职演说《荷马与古典语文学》（1869年），中间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最后则完成于1873年春至1875年夏撰写的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其中第二篇考察题为“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1874年），这篇考察有一段“前言”， 在“前言”末尾，作者向我们揭示了这番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真正缘起：
……就我是更古老的时代尤其古希腊时代的学生而言，我才能够——尽管我是当下时代之子——获得如此不合时宜的经验。但至少这一点，我必须向自己承认，由于我的职业是古典语文学者（classischer Philologe）：因为我不知道，古典语文学（classische Philologie）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意义，除非不合时宜地在我们的时代产生作用，也就是说，与时代背道而驰，从而作用于时代，并且希望有利于一个将要到来的时代。
这段语文学者们不大征引的话，可以看作尼采“向哲学转化后的语文学”的总纲领。他的“语文学”实际上是“不合时宜”的语文学，反对这个时代的“语文学”。这在《朝霞》前言的那段引文里也有鲜明体现，正是我们理解尼采的“慢读艺术”的关键所在。
那么，作为“慢读艺术”的“语文学”如何反对这个时代？首先，它反对这个时代泛滥成灾的“快读”。尼采要求他的读者掌握“慢读艺术”，成为他和他的书的“慢读者”，就像他本人“慢读”伟大的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那样。尼采尝言，经典著作的一句话值得逗留大半个小时。在这大半个小时里，“慢读者”会做些什么呢？难道是像（历史）语文学者那样，穿梭于各家图书馆和资料室，忙不迭地翻检各种学术工具，包括校勘本、评注本、词典、语法、百科全书、专门论著等等，抱持（历史）语文学的实证精神，去研究文本的本义么？倘若如此，本质上与这个时代沉溺其中的“快读”没有什么不同。
再者，尼采把“慢读艺术”比作“语词的金器鉴赏术”（Goldkennerschaft des Wortes），但经常被忽略的是，与之对应还有另一半即“语词的金器制作术”（Goldschmiedekunst des Wortes），可理解为与“慢读艺术”对应的“慢写艺术”。“慢读者”要像精巧而又闪闪发光的金器的制作大师一样，既懂得鉴赏，也懂得制作，而前者通向后者，也只有掌握后者才会真正擅长前者。换言之，“慢读艺术”的另一面是“慢写艺术”，像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一样去写作，慢条斯理，绝不匆忙。此种“慢写艺术”反对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工作”观，同样体现于包括（历史）语文学在内的学术研究，总是急于完成一个项目、一项课题、一篇论文、一部论著，再迅速投入另一个。
既然尼采所谓的“慢读艺术”有着特殊的含义，他为何仍然使用philologia（语文学）和philologos（语文学者）这样的词，造成语文学者们的误会？原来，这属于他最偏爱的拿手好戏——“价值重估”：philologia已经接受了价值重估而被转化为philosophia，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名词尽可保留，因为毕竟,它有着精妙的词源含义——“对语词（语言）之爱”；并且，与通常意义上的philologia夹缠不休，取得一种尼采乐在其中的讽喻效果，这不正生动地表现出他“对语词之爱”么？
我替语文学者们下了这番小小的“语文学”功夫，算是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看来，“非（历史）语文学”的阅读，即便对语文学者们而言，也一定是必然的、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自己或别人对读到的所有文本（就算仅限于伟大的经典著作）都进行“（历史）语文学”的阅读；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快读”，因为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也就是尼采的“慢读艺术”，我们恰恰要让它发挥效力，以反对这个时代泛滥成灾的“快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 张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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