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胜如
陈源斌的长篇小说《世事家常》，以何氏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流转为叙事根基，构筑起“于细微处见宏大，于日常中显沧桑”的独特结构艺术。小说摒弃传统家族史诗的宏大叙事范式，深耕“家常”这一微观场域，借经纬交织的时空框架、三线勾连的叙事脉络、伏线千里的节奏把控、散点透视的空间建构，将六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磅礴画卷，细密织入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生活肌理。其结构设计绝非形式炫技，而是全然服务于“世事即家常，家常即世事”的核心命题，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深度同构。
一、时空架构：以家常为经，以时代为纬的叙事织体
小说最鲜明的结构特征，在于搭建起经纬交织的立体时空网络。其中，“经线”为何家四代人的日常生活流变，“纬线”为六十年的时代浪潮，二者相缠相融，共同构筑成小说的叙事骨架。
1. 经线：日常生活的绵延与传承。小说的经线，由无数看似琐碎却饱含生命质感的日常细节串联而成。从老太爷何万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通透生死观，到祝菊英病榻前手把手传授儿媳邵亚芳二十道维扬菜的厨艺传承；从何寿天退休后面对官场冷暖的淡然自持，到何无虑在上海成家立业、斡旋家族矛盾的成长蜕变。祭祖、裹粽、腌腊、邻里互助，这些细节勾勒出何家生活的底色。尤为关键的是，祝菊英临终前对“两个何家一起兼祧”的嘱托，既揭开家族隐秘，更将“家”的概念从血缘维度拓展至伦理与责任层面，让这根生活之经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2. 纬线：时代洪流的冲刷与烙印。纬线则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转折，精准投射时代印记。邵亚芳的知青身份与返城时的户口纠纷，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壁垒；何寿天、何寿地兄弟在官场的沉浮——如何寿地被平挪让位、赋闲冷置，是基层政治生态变迁的鲜活缩影；何无虑与闻芳的跨家世婚恋，则映射出城市化进程中传统门第观念的消解与重构。作者不直书宏大历史事件，而是让历史借由具体的“人”与“事”作用于家庭，使时代变迁拥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与肌理。
3. 经纬交织：历史质感的生成。经纬线的交织，体现在细节的相互印证与张力碰撞中。何湾老宅的民俗活动（经线）与城市化进程（纬线）形成对照，传统伦理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坚守与调适由此凸显；何寿天坚守原则的清廉家风（经线）与成高杰等人的官场权谋（纬线）形成制衡，个体的道德选择与时代的价值碰撞鲜明彰显。这种时空交织的结构，让“家常”不再是私人领域的琐碎日常，而成为解读“世事”的核心密码，让个体生活的褶皱里，藏着时代发展的纹路。
若说经纬交织的时空是小说的叙事骨架，那么三线勾连的脉络则为这副骨架填充了血肉，让家常与世事的联结更立体、更丰满，也让小说的叙事层次更显深邃。
二、叙事脉络：三线勾连的立体叙事网络
小说搭建起主线、辅线、暗线三条叙事线索，三者并非孤立运行，而是以何家为核心枢纽，相互勾连、彼此映照，共同构筑成一个立体、丰盈的叙事网络，让“家常”的外延不断拓展，“世事”的内涵愈发深刻。
1. 主线：何家四代的日常生活与家风传承。主线以何寿天为核心，聚焦何家四代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是小说最坚实的叙事骨架，其核心内核是“清廉、守礼、和为贵”的家风传承。无论是何寿天面对排挤时秉持的“凡事都有个道理”，还是何无虑化解亲戚矛盾时的豁达包容，皆是这一家风的具象体现。主线叙事将家族历史与个体命运深度绑定，让“家”成为观察人性本质与时代变迁的核心场域。
2. 辅线：清廉官员群像的集体映照。辅线围绕与何家相交的清廉官员如刘应初等展开，与何家家风形成互文与呼应。这条线索印证了何寿天的清廉并非孤例，而是一代基层干部的集体精神底色。辅线不仅拓宽了小说的社会视野，更从侧面强化了“政德与家风同构”的主题，让何家的个体生活经验，拥有了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与时代意义。
3. 暗线：基层法治的演进轨迹。暗线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三次法律事件：邵亚芳的户口纠纷，折射出传统人情社会的“私了”逻辑；徐兰的婚姻官司，展现出法理与情理的相融共生；何寿人的官场冤案，见证了法治建设的艰难推进。三起事件层层递进，勾勒出中国基层法治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曲折轨迹。暗线与主线深度勾连——事件主角均为何家亲属或关联者，让法治演进这一宏大时代命题，被巧妙内化于家庭的悲欢离合之中，让“世事”的宏大，落足于“家常”的具体。
叙事脉络的搭建为小说奠定了骨架与血肉，而情节节奏的把控，则让这一叙事肌体拥有了灵动的气韵。小说摒弃激烈的戏剧冲突，以伏线千里的铺垫与平中见奇的突转，营造出“静水深流”的美学效果，这正是其叙事智慧的核心体现。
三、情节节奏：伏线千里与平中见奇的叙事智慧
有人曾对陈源斌长篇《世事家常》叙事艺术作过粗线条描述，可惜语焉未详，有必要进一步展开论述。小说在情节推进上，拒绝刻意的戏剧化冲突，追求“静水深流”的叙事美学。其核心在于“伏线千里”的细节铺垫与“关键突转”的节奏调控，让叙事在平淡日常中见波澜，在克制表达中显张力，让家常生活的肌理里，藏着世事变迁的波澜。
1. 伏线千里的细节铺垫。小说的每一次情节突转，皆有扎实的细节铺垫作为支撑，无一处无来由，无一处不呼应。祝菊英临终揭密何寿人身世前，对身后事的极致安排、对“兰英”的反复提及、要求儿子发誓“兼祧”的郑重态度，皆是草蛇灰线；闻芳身世之谜的揭开，亦有祝菊英初见闻芳时“这孩子不是亲生的”的敏锐观察作为伏笔。这些细节伏行千里，让后续的情节突转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让家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成为推动叙事的核心力量。
2. 三次关键突转的节奏调控。小说通过三次关键情节突转，打破日常叙事的平静，将故事推向更深层的矛盾与思考，让“家常”的温情，直面“世事”的复杂：
第一次突转：祝菊英临终揭秘，引出同父异母弟何寿人。这一突转的铺垫，藏于祝菊英病重后的诸多细节：她在生命最后阶段，将身边每位亲人、帮过自己的人都安排得妥帖到位，对邻居、故交一一告别，这份对“身后事”的极致用心，为后续揭密埋下伏笔；而她叮嘱儿子“去三界乡五岔冲找兰英，让她照顾你爸爸”，更是为“有同父异母弟弟”的秘密做了铺垫。当祝菊英最终说出何万年与兰英的过往，以及何寿人的存在，并要求儿子对天发誓“两个何家一起兼祧”时，既打破了何家看似平静的家族关系，又让前文的细节有了归处，让家族叙事从“单线传承”转向“双线交织”。
第二次突转：余凤翔登门认亲，揭开闻芳抱养身世。闻芳的身世之谜，早在祝菊英初见闻芳时便埋下线索：祝菊英见了闻芳的照片及本人后，敏锐觉察出她与养父母闻业荣夫妇长相迥异，直言“这孩子不是亲生的”，这一细节成为身世之谜的最初伏笔。而当余凤翔贸然登门，并非为认亲，而是为女儿徐兰的婚姻官司求助，顺势揭开“闻芳三岁时因父母想生男孩被送养”的真相时，既呼应了前文的伏笔，又引发了“生恩与养恩孰重”的伦理冲突，让主线的家族叙事更具张力，也让何家“包容豁达”的家风在这一冲突中得到深化。
第三次突转：何寿天胜诉之际，何寿人深陷官场冤案。这一突转是家常叙事向世事叙事的关键升华，而铺垫同样藏于前文的官场细节：成高杰作为地方现任官员，对何家早已心存排挤，先是将何寿地平挪让位，后又在机构升格时让其坐“冷板凳”，这一情节暗示了成高杰对何家的敌意；而何寿人经商过程中对官场规则的不熟悉，也为其被构陷埋下隐患。当何寿天刚为徐兰的婚姻官司赢得胜诉，便接到何寿人身陷囹圄的电话，个人的喜悦与家族的危机形成强烈反差，既将叙事推向高潮，又将家族命运与基层官场的法治建设深度绑定，让暗线的法治叙事与主线的家族叙事实现终极交融。
3. 冲突后的回归与升华。每一次情节突转后，小说并未陷入持续的激烈冲突，而是迅速回归“家常”的叙事轨道。何寿人认祖归宗后的家族磨合、闻芳身世揭开后的亲情维系、冤案昭雪后的生活继续，皆体现出“静水深流”的叙事特质。这种“冲突—回归”的节奏把控，既贴合日常生活的真实样貌——矛盾终会被生活本身消解，更彰显出生活的内在韧性，以及“家常”对纷繁“世事”的消化与包容，让小说的叙事始终扎根于生活的本质。
情节节奏的把控让小说的叙事拥有了气韵，而空间建构的巧思，则为这份气韵提供了具象的承载场域。小说借鉴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搭建起多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叙事空间，每个空间皆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让“家常”与“世事”的交融，有了具体的场域依托。
四、空间建构：作为文化与时代载体的叙事场域
小说借鉴中国画“散点透视”的艺术手法，打破单一的空间视角，搭建起多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叙事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孤立的场景设置，而是彼此关联、层层递进，既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又映射着时代的精神变迁，一如传统山水画的“咫尺千里”，于方寸家常空间中，铺展六十年世事的千里画卷。
1.精神地标：通济古桥与土地庙。青铜镇通济古桥北侧的土地老爷庙，其门侧对联“非赤子不闻世事，是真佛只说家常”是整部小说的核心隐喻，也是串联所有空间的精神纽带。这一对联在原著中反复出现：何寿天回乡探父时初见此联，祝菊英去世后兄弟俩商议找兰英时重见此联，何寿天为何寿人冤案奔走后再次路过此联，每一次出现都呼应着“家常即世”的主题。通济古桥作为何家的“精神地标”，成为连接维扬乡土与上海都市、家族亲情与社会世事的关键空间。
2.传统伦理空间：何湾老宅。何湾老宅是传统家风与乡土伦理的象征，其空间细节与邻里互动，处处藏着何家的精神底色。赵填香因祝菊英的暗中相助，免于被嫁往贵州，多年后仍感念何家恩情；王正杰的孙子因祝菊英的救助得以存活，这些邻里间的恩情互动，让老宅成为“和为贵”乡土伦理的载体；而祝菊英在老宅中教邵亚芳做维扬菜、安排身后事、叮嘱儿子坚守家风，更让老宅成为何家清廉、包容家风的物质载体。老宅的存在，让城市化背景下的何家始终有精神归处。
3.时代变迁空间：上海新居。上海新居是城市化进程的象征，与何湾老宅形成鲜明对照，其空间里的市井纷争，折射出新时代的家庭与社会矛盾。邵亚芳的户口纠纷、嫂子妹夫的利益算计、何无虑与闻芳的跨家世婚恋，均发生在上海新居这一空间；而闻芳养父母的市井生活、余凤翔登门求助的情节，更让新居成为上海都市底层生活的缩影。但即便在新居，何家仍保留着老宅的生活习惯与处世准则，何寿天以“道理”化解纷争，何无虑以“豁达”面对利益算计，让传统家风在现代都市中得以延续。
4.法治实践空间：基层法庭。法庭是“法理”与“人情”碰撞融合的场域，是“世事”的制度性体现。基层法庭空间场景摒弃了冰冷的司法符号，而是融入了浓厚的人情温度，与小说“法治与人情相融”的内核相呼应。何寿天为徐兰的婚姻官司出庭，最终以调解收场；为何寿人的冤案奔走，法庭既坚守法律公正，又兼顾家族亲情。这些情节让法庭成为“法理不外乎人情”的实践空间。而法庭与老宅、新居的空间互动，让法治叙事真正融入家常生活，体现了基层法治建设的本土化特征。
叙事结构的巧思，终究需要与之契合的语言风格来落地。小说的结构艺术与陈源斌独特的语言表达深度融合，以对话驱动叙事、以白描写实塑形，共同营造出“叙事凝滞”的美学效果，让结构的巧思藏于语言的肌理，让“家常”的真实，借由语言的质感得以彰显。
五、叙事凝滞与语言风格：白描写实与对话驱动的艺术追求
《世事家常》的结构艺术，并非孤立的形式设计，而是与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深度相融、彼此成就。其语言表达的核心，是“对话驱动叙事”与“白描写实”的手法运用，二者共同营造出“叙事凝滞”的美学效果，让小说的叙事始终扎根于家常生活的原生质感。
1. 对话驱动叙事。小说几乎无大段的心理描写与作者议论，情节推进、人物性格塑造、矛盾冲突展开，几乎全部通过生活化的对话自然呈现。祝菊英临终嘱托的质朴恳切、邵亚芳与嫂子争执的人间烟火、何寿天斡旋官司时的条理清晰，皆在人物对话中自然流露。这种手法摒弃了主观化的表达，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感与代入感，让读者如临其境，直面家常生活的本真样貌。
2. 白描写实手法。作者以简洁、克制的笔触，白描人物的神态、动作与环境，不煽情、不雕琢，让生活本身的质感成为主角。祝菊英教做菜时的专注、何寿天为家事奔走的倦态、何无虑面对生活的纯粹，皆寥寥数笔，却生动传神。白描手法的运用，让小说的语言褪去浮华，与“家常”的叙事内核高度契合，让日常细节的力量，成为打动读者的核心。
3. 静水深流的美学。对话的日常性与白描的克制性，共同构成了小说“叙事凝滞”的表象——叙事节奏舒缓，无激烈的辞藻与刻意的冲突。但在这份表面的平静之下，是人物的内心波澜、家族的隐秘历史、时代的剧烈变迁，于平淡中藏深意，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份“静水深流”的美学，正是小说结构艺术的精髓，让“家常”的平淡，终能承载“世事”的厚重。
综上所述，陈源斌以其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与对叙事结构的精心经营，让“何家”成为观察中国六十年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口。在这扇窗口里，我们看到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尊严与坚守，看到了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碰撞与融合，更看到了人性中那些恒常的温暖与光辉。这便是陈源斌以家常肌理织世事经纬的叙事智慧，亦是《世事家常》结构艺术的终极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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