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秋，陆贤宸接过父亲沾着泥土的工作证，走进了青山镇林业站。父亲咳了三个月血，临走前只说了一句：“树要实心，人要实心。”
那时的青山是真青啊。十八岁的陆贤宸每天清晨踩着露水进山，裤腿总被晨雾打湿。他认得每片林子的脾气：东坡的松脆，西沟的杨韧，鹰嘴崖那几十亩杉木林，是他和老站长亲手种下的。
“这树啊，”老站长拍着碗口粗的树干，“长得慢，三十年才成材。可木质实，风雨不折。”
陆贤宸记下了。他那时觉得，人生也该像杉木，一寸一寸，扎扎实实地长。
转机出现在第三年秋天。县林业局来检查，副局长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陆贤宸递上报表，副局长看都没看：“小陆啊，听说你挺能干？”
当晚接风宴，副局长喝多了，拍着他肩膀说：“年轻人，光会种树不行，得会做人。”
陆贤宸琢磨了三天“做人”的意思。第四天，他托人从省城带回两斤明前龙井，敲开了副局长家的门。
“懂事。”副局长笑了。
第二年春天，陆贤宸调任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离开林业站那天，他回头看了看那三间平房，屋檐下燕子正衔泥筑巢。老站长送他到门口，什么也没说，只是往他包里塞了一包杉木种子。
“有空回来看看树。”老人转身进了屋。
镇政府大楼很气派，大理石地面能照出人影。陆贤宸学会了新本事：领导茶杯永远七分满，领导讲话带头鼓掌，领导皱眉第一个递烟。他像一棵移植的树，努力适应新的土壤。
提拔副镇长那年，硅矿来了。老板姓金，手腕上的表能顶十年工资。在青山饭店最豪华的包间里，金总敬酒：“陆镇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酒过三巡，一个厚厚的信封滑进陆贤宸的公文包。他想推，金总按住他的手：“一点茶水费。咱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不讲这个。”
那夜，陆贤宸失眠了。他打开信封，数了三遍，整整五千块——比他一年工资还多。窗外月光很亮，他突然想起林业站的夜晚，也是这样亮的月光，照在杉木林上，每片叶子都闪着银光。
信封在抽屉里躺了七天。第八天，妻子说儿子想学钢琴。
“学，请最好的老师。”陆贤宸说。
从那天起，他和金总成了“真朋友”。批文走得特别快，检查总能“恰好”错过。青山镇的山被一车车拉走，变成硅，变成钱，变成陆贤宸口袋里越来越厚的信封，变成家里那架进口钢琴，变成儿子身上的名牌衣服。
偶尔夜深，他会梦见那片杉木林。梦里树在哭，哭得满山都是眼泪。醒来一身冷汗，看着天花板，想起老站长那句话：“树要实心。”
可人一旦空了心，就再也实不起来了。
镇长，书记，副市长。位置越来越高，离那片林子越来越远。办公室从三楼搬到九楼，从青山镇搬到汉东市。墙上的字画越来越名贵，柜里的茶叶越来越讲究。只有一样东西他没换——办公桌抽屉最底层，那包杉木种子还在，只是纸袋已经发黄。
当上市长候选人那天，陆贤宸独自喝了场酒。五粮液，一杯接一杯。醉眼朦胧中，他看见墙上“清正廉洁”四个大字在晃动，晃着晃着，变成了“树要实心”。
他想笑，却笑出了眼泪。
巡查组来的时候，汉东正是雨季。举报信像雨点一样砸下来，一封比一封厚，一封比一封具体。陆贤宸坐在九楼的办公室里，忽然很想抽根烟。摸遍口袋，只摸到那包杉木种子。
纸袋破了，褐色的种子撒了一地，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格外刺眼。
双规手续办得很快。宣读决定时，陆贤宸很平静，平静得让办案人员都有些意外。只是在签字时，他的手抖得厉害，那个“宸”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棵被风刮倒的树。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办案人员问。
陆贤宸想了想：“我能看看窗外的山吗？”
办案人员愣了愣，拉开窗帘。雨后青山如洗，远山叠着远山，在暮色中苍苍茫茫。最远处那一抹深黛，是青山镇的方向。
“那些杉木……”陆贤宸喃喃道，“应该成材了吧。”
没人回答。窗外起了风，吹得满山树叶哗哗作响，像是叹息，又像是应答。
他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清晨，他和老站长扛着树苗上山。晨雾很浓，十步之外不见人影。老站长走在前面，背影像座移动的山。
“贤宸啊，”老人的声音从雾里传来，“人这一辈子，路都在自己脚底下。走直了，是路；走歪了，也是路。只是歪路走久了，就回不了头了。”
那时他二十一岁，裤腿上沾着泥，心里装着一整座青翠的山。
如今他五十九岁，皮鞋锃亮，心里却只剩一片荒芜。
原来人生最长的路，不是从青山镇到汉东市，而是从“树要实心”到“人已空心”的这三十七年。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回不了头。
暮色四合，远山隐入黑暗。只有市府大楼的灯火还亮着，一盏，一盏，像一双双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曾经的主人。
陆贤宸转过身，不再看山。他知道，往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山可看了。
只有高墙，只有铁窗，只有那包撒了一地的杉木种子，在记忆深处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永远也走不出的、悔恨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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