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在于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保障职工在遭遇职业伤害时获得及时救治与经济补偿。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常以低于职工实际工资的标准申报缴费基数，导致职工发生工伤后实际领取的待遇显著低于法定标准，形成“待遇差额”。此类纠纷不仅影响职工切身利益，也暴露出社会保险征缴与待遇支付环节的监管漏洞。秦某诉某公司一案，历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及再审，最终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支持劳动者诉求，为厘清工伤保险待遇差额的法律责任提供了典型裁判范例。本文以此案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差额责任的法理基础、司法认定逻辑及制度完善路径。
一、案件事实与裁判要旨
（一）基本案情
秦某系某公司营销部经理，月平均工资为1.3万元。公司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缴费基数仅为2247.67元/月（约为实际工资的17.3%）。2013年12月，秦某因工受伤，被认定为工伤二级伤残。社保经办机构按缴费基数核定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56191.75元、月伤残津贴为1910.52元。若按其实际工资计算，上述待遇应分别为32.5万元和11050元/月。秦某遂要求公司补足差额共计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68808.25元及月伤残津贴差额9139.48元。
（二）裁判观点演进
1.仲裁：仲裁委以“缴费基数争议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处理，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为由驳回。
2.一审、二审：法院以秦某未举证证明待遇损失的具体金额为由，驳回其诉求。
3.再审（重庆高院）：
（1）工资认定：综合收入证明、银行流水、补贴记录等证据，认定秦某月工资为1.3万元。
（2）责任认定：依据《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用人单位因少报缴费基数导致工伤待遇降低的，应补足差额。
（3）差额计算：支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一次性支付，伤残津贴差额按月补足。
（4）破产程序影响：补差债权属职工债权，不因公司破产而免除。
二、用人单位补足责任的法理基础与法律依据
（一）责任性质：独立于行政责任的民事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为，同时触发两种法律责任。
1.行政责任。违反《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足额缴费义务，社保机构可责令补缴、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2.民事责任。因未履行法定缴费义务，直接导致劳动者本应从社保基金获得的待遇减少，构成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害，应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本案中，重庆高院将劳动者诉求定性为“劳动争议”而非“行政争议”，实质是将社保经办机构支付后的“待遇缺口”转化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凸显了差额责任的民事赔偿属性。
（二）法理基础：国家立法中的“足额缴费的强制性义务”
《社会保险法》与《工伤保险条例》虽未直接规定“补足责任”，但构建了用人单位足额缴费的强制性义务，即《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规定，缴费基数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用人单位未按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申报缴费，实则违反了“足额缴费的强制性义务”，这是其承担民事补差责任的逻辑前提和法理基础。
（三）直接法律依据：地方立法中的“补足条款”
《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因少报、瞒报缴费基数，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此类条款在多地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中均有体现，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依据。其法理在于，用人单位作为缴费义务人，应承担因自身过错（少报、瞒报）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以体现公平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
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认定难题与裁判逻辑
（一）工资标准的认定：证据规则与举证责任分配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秦某的实际工资。再审法院的认定逻辑具有典型意义：
1.用人单位自认证据的优先性：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明确载明月工资1.3万元，法院认定该证据系公司对工资标准的意思表示，具有较强证明力。
2.综合证据链的构建：法院结合银行转账记录（月均约1万元）、车辆补贴明细（月2500元）、绩效发放表（年6000元）及社保个人扣费记录，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
3.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公司辩称部分款项为“报销费用”，法院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承担不利后果。这有效缓解了劳动者举证难的困境。
（二）差额计算：基准、方法与支付方式
1.计算基准：以司法认定的“本人实际工资”取代社保系统中的“缴费工资”。
2.计算方法：（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实际月工资×法定月数）-（缴费基数×法定月数）；（2）月伤残津贴差额=（实际月工资×85%）-（缴费基数×85%）。
3.支付方式：一次性待遇差额（如伤残补助金）判决一次性支付。
持续性待遇差额（如伤残津贴）判决按月补足，而非一次性支付未来多年差额。这既符合津贴的长期支付性质，也避免了因劳动者生存年限不确定导致的计算难题与执行风险。
（三）程序选择：司法救济与行政处理的衔接
用人单位常主张缴费基数争议属社保行政部门专属管辖。本案中，法院通过以下思路突破程序障碍。
1.劳动者已向社保部门投诉并获“可向用人单位主张补差”的回复，视为已履行必要的行政前置程序。
2.法院直接审理“损害赔偿纠纷”，而不对缴费基数进行行政意义上的重新核定。
3.核心是将争议焦点从“缴费基数是否准确”转化为“用人单位是否因过错造成劳动者损失”。
（四）破产情形下的责任承担
本案中用人单位已进入破产程序，管理人辩称仅进行“债权确认”。再审判决明确：
1.债权性质。工伤保险待遇差额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职工债权”，享有优先清偿顺位。
2.管理人义务。破产管理人需依法确认该笔债权，其性质不因破产程序而改变。
3.长期债权的处理。可通过计算至破产受理日作为债权申报，或由管理人预留资金等方式保障持续支付。
四、制度困境与完善路径
（一）现实困境
1.违法成本低、激励不足。用人单位少缴保费获益显著，而补差责任仅在发生工伤后才可能触发。
2.信息不对称与监管乏力。劳动者难以及时知晓缴费基数；社保机构缺乏有效手段核实企业真实工资数据。
3.维权成本高。程序冗长、举证困难、执行风险大。
（二）完善建议
1.立法层面。将“用人单位补足差额”条款上升至《工伤保险条例》或《社会保险法》中，提升法律位阶，统一全国裁判标准。明确“本人工资”应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全部劳动报酬。
2.行政监管层面。推动社保、税务、金融数据共享，实现企业工资发放、个税申报与社保缴费数据的自动比对与异常预警。建立缴费基数公示制度，保障劳动者知情权与监督权。
3.司法实践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可发布指导案例，细化工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及差额计算规则。探索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差额纠纷适用简易程序，降低维权成本。
4.社会共治层面。将恶意少报、瞒报缴费基数的行为纳入企业及法定代表人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可为劳动者提供专业支持。
【结论】
秦某案再审判决，清晰界定了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待遇差额中的法律责任，即因少报、瞒报缴费基数导致工伤职工待遇降低的，用人单位应承担补足差额的民事责任。这一责任根植于社会保险法的强制性原则，体现了对用人单位过错行为的规制和对劳动者生存权益的保障。
未来，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应致力于构建“不敢少缴、不能少缴、不愿少缴”的治理体系，即通过立法明确责任、智慧监管强化稽核、司法统一裁判尺度、信用惩戒加大违法成本，最终实现工伤保险制度的公平、可持续运行，切实筑牢劳动者职业安全的法治防线。
【作者简介】
左纯虎律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擅长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侵权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的处理，始终坚持“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的执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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