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建国，今年六十八了，退休前在县里的邮电局干了一辈子技术活。这辈子最难忘的事，发生在1978年的夏天，那年我二十岁，还是个在村里跟着师傅学修电器的毛头小子，却因为一台破广播，卷入了一件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的事。

1978年那会儿，农村里没啥娱乐，大队部的广播就是全村人的“宝贝疙瘩”。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放新闻、唱样板戏，还有村里的通知，谁家丢了鸡、谁家孩子找不到了，都靠它吆喝。那年入夏后雨水多，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村里的广播突然就哑了，大队长急得团团转，让我师傅去修。可师傅那几天正好腰扭了，没法动弹，就把这活儿交给了我。

我那时候刚跟着师傅学了一年多，修个收音机、手电筒还行，广播这种带天线、还连着电线杆的大家伙，我心里其实没底。但年轻人好面子，师傅都开口了，我也不好推辞，揣着工具箱就去了大队部。

大队部的广播室在村小学的二楼，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子，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和器材。那台广播机是老式的，外壳都掉漆了，上面布满了灰尘。我先检查了电源，没问题，又顺着电线查了半天，发现是天线接口受潮氧化了，接触不良。我用砂纸把接口打磨干净，又重新接好线，打开开关，“滋滋”几声后，广播终于又响了起来，放的是《东方红》，声音洪亮，我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本来修好了就该走，可我一时兴起，想试试广播的接收效果。我转动着调谐旋钮，从一个频段调到另一个频段，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台的信号，大多是“滋滋啦啦”的杂音。可就在我转到一个偏僻频段时，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不是新闻，不是歌曲，而是一连串毫无规律的数字，“54321，78963，12378……”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声音沙哑，带着电流杂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愣了一下，以为是哪个电台在测试信号，可仔细一听，又觉得不对。那些数字排列得太整齐了，而且重复的频率很高，不像是普通的测试信号。我师傅以前跟我说过，建国初期的时候，特务就常用数字密码传递情报，让我们修电器的时候多留意异常信号。那时候我还觉得师傅是小题大做，没想到今天真让我遇上了。

我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和笔，凭着记忆把听到的数字记了下来。可那串数字太长了，我记了一半就断了，心里急得不行，又怕错过，只好守在广播前，等着它再次重复。过了大概十分钟，那串数字又响了起来，这次我看得死死的，一笔一划地把所有数字都记了下来，足足有三十多个。

记完数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到底是不是我想多了？也许就是普通的电台信号？可我越想越不对劲，那时候村里的广播只能接收几个固定的电台，怎么会突然收到这么奇怪的数字信号？而且那个频段很偏，平时根本没人用。

我揣着记着数字的小本子，匆匆离开了大队部，回到了师傅家。师傅还躺在床上养伤，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又把小本子递给他看。师傅接过小本子，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上面的数字，眉头越皱越紧。

“建国，你确定这不是普通的电台信号？”师傅抬头问我，眼神里满是严肃。

“我确定，”我肯定地说，“那串数字重复了好几遍，而且频段很偏，平时根本收不到。”

师傅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说：“这事儿不简单。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过通讯兵，见过这种数字密码。这很可能是特务在传递情报，而且看这架势，情报还不小。”

我一听“特务”俩字，心里咯噔一下，吓得腿都有点软。那时候虽然已经是70年代末，但“抓特务”的口号还深入人心，我一个农村小子，哪见过这种阵仗？

“师傅，那现在咋办？”我紧张地问。

“不能声张，”师傅压低声音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容易引起恐慌，还可能打草惊蛇。你赶紧把这小本子收好，今晚就动身去北京。”

“去北京？”我愣住了，“为啥去北京？咱们直接报给公社不行吗？”

“公社级别太低，处理不了这种事，”师傅说，“这种涉及情报的事，得直接报给中央相关部门。我有个老战友，以前在部队是搞通讯破译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你去找他，把这串数字给他，让他帮忙破译。记住，路上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东西，也不能弄丢了小本子。”

师傅说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老战友的地址和姓名。“他叫王德才，在总参谋部某部工作，你到了北京，直接去找他，就说是我让你来的。”

我接过信封，心里又紧张又害怕，还有点激动。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出过省，更别说去北京了。可一想到这事儿关系重大，也许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我就觉得身上有股责任，咬了咬牙说：“师傅，我去！”

当天晚上，我跟家里人说去县里找师傅学技术，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揣着小本子和信封，还有家里凑的几十块钱，就出发了。村里没有直达北京的车，我先步行到公社，坐拖拉机到县里，再从县里坐火车到省城，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那时候的火车很慢，车厢里挤满了人，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空气污浊，又闷又热。我找了个角落站着，紧紧攥着口袋里的小本子和信封，不敢睡觉，也不敢跟别人说话。一路上，我脑子里全是那串数字，猜想着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心里既紧张又忐忑。

火车开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三天早上才到达北京。下了火车，我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高楼大厦，一下子就懵了。北京太大了，我一个农村来的小子，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拿出师傅给的地址，问了好几个路人，才找到公交车站。

坐了快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又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找到了师傅老战友所在的单位。那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有哨兵站岗，我心里有点发怵，犹豫了半天，才鼓起勇气走过去。

“同志，我找王德才同志，”我对哨兵说，声音都有点发抖。

哨兵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是谁？找他有什么事？”

“我是他老战友刘师傅的徒弟，叫刘建国，有重要的事情找他，”我说着，把师傅给的信封递了过去。

哨兵接过信封，看了看，又给里面打了个电话，然后让我在门口等着。过了大概十分钟，一个穿着军装、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出来，他就是王德才同志。

我赶紧走过去，说明了来意，把记着数字的小本子递给了他。王同志接过小本子，仔细看了看，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领着我进了大院，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里，让我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

我把修广播时听到数字信号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王同志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时不时地问我几个问题。等我说完，他拿着小本子，匆匆离开了办公室，让我在屋里等着。

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那串数字到底能不能破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概过了三个小时，王同志才回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里却透着兴奋。

“建国同志，谢谢你啊！”王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你立大功了！这确实是特务传递的密电，我们已经破译了，里面是关于我国某军工基地的情报，要是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我一听，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之前的紧张和害怕一下子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豪感。我没想到，我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子，竟然能为国家做这么大的贡献。

王同志告诉我，他们已经根据破译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阻止了情报的外泄，也抓获了相关的特务。他还说，要给我记功，还要奖励我。我赶紧说：“不用不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

在北京待了两天，王同志安排人带我参观了天安门、故宫，还给我买了回程的火车票和一些北京的特产。临走前，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同志，你是个好青年，有责任心，有勇气。以后要继续努力，好好学习技术，为国家多做贡献。”

我点了点头，把他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回到村里，我把事情的经过跟师傅和大队长说了，他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村里还专门给我开了表彰大会，把我当成了英雄。可我心里清楚，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如果不是师傅提醒我，我可能早就把那串数字当成普通信号忽略了。

后来，我凭着过硬的技术，考上了县里的邮电局，成了一名正式的技术工人。工作中，我一直记得师傅和王同志的话，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也退休了。每当想起1978年那个夏天，想起那段连夜进京的经历，我心里依然会泛起波澜。那段经历，不仅让我感受到了责任和担当的重量，也让我明白了，无论身处什么岗位，无论多么平凡，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有一份责任感，就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有时候，我会把这段经历讲给我的孙子听，告诉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守护。哪怕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能关系到重大的安危。我希望他能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心怀家国，勇敢担当，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段往事，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影响了我的一生。它让我懂得，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人也能有不平凡的作为。而那份藏在平凡中的责任与勇气，才是最珍贵、最值得传承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