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
那时候，你要想搞到一张离城的船票，黑市上已经喊到了三十块大洋。
这不仅仅是个价钱问题，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一道鬼门关。
咋回事呢？
咱们扒拉算盘算算账。
那会儿南京城里一个干苦力的，累死累活干满一个月，撑死也就拿个三四块钱。
这一张薄薄的船票，哪怕全家老小勒紧裤腰带，不吃不喝也得攒上整整一年。
而且，这还是平时票价的五倍，关键是你光有钱还不行，没点“门路”根本摸不着票边儿。
要是想坐火车？
那更离谱，黑市上一张票甚至能换三斤金条。
可这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
最让人心里发凉的是，就算你砸锅卖铁凑够了钱，这路你也未必走得通。
因为在这场大灾难砸下来之前，南京城里的人早就被无形地划成了两拨：一拨是眼观六路、手握资源的“跑路派”；另一拨是被蒙在鼓里、两眼一抹黑的“等死派”。
最后没走成的那50万人，真不是不想活命，而是路都被堵死了。
咱们以前聊南京保卫战，总爱盯着打仗的事儿，说鬼子太狠、守军不行。
但要是换个角度，看看当时的社会决策，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资源分配崩盘——当大难临头时，底层老百姓的活路被掐断了。
这背后的道理，血淋淋的。
头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就是“消息不通”。
早在1937年8月，也就是上海那边刚跟日本人干起来的时候，南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们鼻子灵，早就闻到了血腥味。
那阵子，日本人的飞机对着南京狂轰滥炸了五十多回，房倒屋塌，铁路桥梁断了一地。
国民政府嘴上虽然没松口说要撤，但手底下的动作可没停——从8月份开始，当官的就开始偷偷摸摸把家眷往外送。
这就是第一波“时间差”。
等到11月12日，上海彻底丢了。
日军弄了个什么“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带头，分好几路杀向南京。
上海离南京也就三百多公里，鬼子一天能往前推四十公里，这一路上烧杀抢掠，尸体都填满了沟壑。
这会儿，你要是南京街头的一个普通人，你能看见啥？
你看见的是报纸上天天登着卫戍司令唐生智发的毒誓，说要“跟南京共存亡”；你看见的是满大街贴的都是保家卫国的标语；你看见的是学生们还在街上举着拳头游行。
为了“稳住局面”，上面把最关键的撤退信号给掐了。
一直拖到11月中旬，鬼子眼看就要兵临城下了，上面才通知老百姓：可以撤了。
可这会儿，黄花菜都凉了。
咋走？
往哪儿跑？
走哪条道？
几点动身？
具体的方案，上面一个字都没提。
这就搞出了一个特讽刺的场面：有钱人消息灵通，早在鬼子围上来之前就跑没影了；穷人呢，因为听信了报纸上的“能守住”，傻乎乎地留在家门口。
这时候，第二个要命的事儿来了：抢夺活命的家伙事儿。
南京这地界，东、南、西三面都被日军围了个铁桶一般，特别是南面，是日军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第六师团。
唯一能活命的口子，就在西北面的长江上。
想过江，你得有船；想走陆路，你得有车。
当时的国民政府拍板定了个策：把南京全城的交通工具全征收了。
档案里记着呢，一共征了600辆汽车和220多条民船。
这些宝贝疙瘩给谁用？
肯定轮不到路边卖菜的大爷，也轮不到码头扛包的汉子，那是给吃皇粮的人和他们家属预备的。
11月12日上海一丢，这批车船就开始连轴转，先运“自己人”。
虽说市长后来下了个令，说船运完公职人员得回来拉百姓，可等到12月13日城破的那天，江面上连个船毛都看不见。
这就变成了一个极端的筛选器。
有权有势的，早就坐着小汽车溜之大吉；中产阶级咬咬牙，兴许还能跟上溜边走。
剩下的穷苦人，要想从下关码头跑，得先花大价钱租小船划到江心，再爬上大轮船。
可就连这租小船的钱，那也是天价。
没钱咋办？
好多人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在两公里宽、水流湍急的长江边上，把自家门板拆了，绑成个木筏子硬往对岸划。
那下场你想想都知道。
那是大冬天啊，江水冷得刺骨，破筏子在江心一散架，多少人就这么活生生淹死在水里。
还有些人，想顺着江边小路跑到芜湖去。
可头顶上全是日军的飞机，炸弹跟不要钱似的往公路上扔，从南京到芜湖这条道，铺满了尸首。
穷人没钱买那金贵的票，没权调动船只，没车代步，甚至连双跑路的结实鞋都没有。
他们最后只能退回城里，缩在墙角发抖等着命运的审判。
史书上那句冷冰冰的“南京人口从百万掉到50万”，这消失的一半人里，除了逃出去的，还有大把死在逃荒路上的。
而留下的那50万，绝大多数都是没钱没路子的苦命人。
这种乱套的局面，在最后几天到了顶峰。
12月11日，蒋介石下了撤退的命令。
可因为电话线断了、电台不通，好多部队压根没收到信儿。
这背后还有个让人想骂娘的糊涂决策。
唐生智为了表决心，说什么“破釜沉舟”，在12月1日宣布死战不降，还派兵把下关码头给封了，怕当兵的逃跑，甚至把能过江的大船全给支到了汉口。
这简直是把后路给堵死了。
等到12月12日晚上，唐生智下令突围的时候，整个南京城瞬间炸了锅。
说是晚上11点开始撤，其实早就变成了大溃逃。
当兵的像疯了一样往挹江门挤，可城门就开了半扇，几百号人就这么活生生被挤死在门洞子里。
到了江边一看，大船早就没了，码头上剩下的小船根本不够用。
这时候，最惨的一幕发生了：失去理智的当兵的开始抢老百姓的船，把人往水里扔。
长江上的炮艇为了维持秩序甚至开了枪，船翻了，人沉了，一片鬼哭狼嚎。
更多的人，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只能抱着根木头在江里漂。
那是腊月的长江水啊，人在里头泡不了多会儿就冻僵了，最后全沉了江底。
另一边，那些大人物的撤退却是另一番光景。
蒋介石两口子早在12月7日一大早，就坐着专机飞走了。
市长和那一帮子当官的也在同一天跑了，把这一城的烂摊子直接甩给了国际委员会。
还有个典型的例子，第二军团的徐源泉。
这人是个“人精”，早早给自己备下了20条私船。
靠着这些船，他硬是把手下一万多号人给带走了。
你看，在这场大难里，能不能活命，全看你手里握着多少资源。
这真的是一场躲不过去的悲剧吗？
咱们要是回过头来复盘，日军残暴那是直接原因，没跑。
但当时政府的失职，绝对是把大批老百姓送上死路的帮凶。
从11月15日蒋介石不听李宗仁的劝，拍板要守南京，还弄了个由10万疲惫不堪的兵组成的卫戍部队开始，这个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政府在搬家的时候，光顾着运自己的档案、物资和家眷，压根就没组织老百姓有序撤退。
哪怕是提前半个月，哪怕是每天多安排几班轮渡，哪怕是把撤退路线给大家伙儿透个底，可能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能捡回一条命。
但在当时那些决策者的眼里，这些事儿恐怕都排不上号。
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松井石根那帮战犯，把他们送上了绞刑架。
正义虽然来得晚，但总算是来了。
可南京沦陷给咱们的教训，不光是记恨侵略者有多坏。
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底层的无助。
当战争机器碾过来的时候，如果你身处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结构里，耳朵听不到真消息，手里没有保命的本钱，那么“穷”这一个字，搞不好就是一张死亡通知单。
那个买不起三十块大洋船票的苦力，和那个坐着专机飞走的官员，虽然都在1937年的南京，但他们其实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这也正是咱们要死死记住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就是为了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不让金钱成为决定生死的唯一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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