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的午后，南京城空得像停住了声，两江总督署里，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同长子曾纪泽在签押房里说家中细碎，说到铺陈收束的账，说到弟弟们的近况，他忽然按住右肋，脸色退净，身子一歪，人就倒在榻前，四十五分钟的光景，从急救到回天无术，话已说不全，手还不停找东西，指向枕下，曾纪泽抽出一卷纸，墨痕未干，字势紧收，是早就备好的遗嘱，没写田地，没写库银，没写爵赏，只有四行，“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他硬撑着吐了最后完整的一句，“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所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意思落稳，人气微弱，神色却平静。
转到同治九年，天津风波突起，教堂失守，伤亡传来，他病体沉沉，仍奉命北上处理，事难办，尺度难拿，稍有不合，名节就受重压，他踏入城门时，备好后事，先立一纸正遗，笔下少见地写了自省，提到平叛之役人命太重，“杀人过多，有伤天和”，长子早夭，心中把这事当作警示，随即定下一条家规，曾氏后裔不再领兵，不再主军，不再把刀枪当成出路。
四条里头，先落一条在心上，“慎独则心安”，三十二岁开起日记，哪天起得迟，哪句口气重，哪次心里起了偏，都写得清，临去前两天，还点灯写当天的过，和郑小珊小事起了争，回到家里当众把自己的三条错数给亲友听，言语冲撞，神色不和，胸中不容人，这种当众揭短，来自独处时的严密，他常静坐，刚开始一坐就昏沉，心神不清，再往后慢慢找到门径，“静中真味，煞能领取”，不靠别人听，不靠场面撑，独自也能守住心火，外事纷杂，内里却稳，睡得着，心上没尖刺。
第二条放在身上，“主敬则身强”，说的不是低眉顺眼，落在实处，是内里专一，外形整肃，他最不喜门第子弟的铺张，他自己官大，衣裳却常年一件青缎马褂，缀补叠补穿了三十年，饮食没有客人就一荤一素，营中立规，不坐轿，自己去倒茶水，临终前一个月，还写信给儿子，“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把“敬”当作保养之本，他记过养生六事，第一就写“主敬”，心里有分寸，身上不妄动，气血不浊，身体能担事。
到了第三条，“求仁则人悦”，他读孔孟，认准“求仁”为大道，在天津那场交涉里，不为个人声名做取舍，尽力护住百姓，不把城中推到更险的境地，这份担当，落在“仁”上，家中也按这个标准行事，男丁要半耕半读，清晨挑水扫地，拾柴收粪，不许端官架子，女眷有四项功课，食事、衣事、细工、粗活，纺线绩麻，缝衣做鞋，亲手做过才算本分，他替女儿们定嫁妆限
额，两百两封顶，不摆大排场，乡里看在眼里，觉得这家人行得稳，话说得平，名声就聚拢。
末后一条，“习劳则神钦”，他信一件事，人生在勤，不劳无获，去世前一天，还把书房旧卷亲自分类，忙不是装样子，是在持续做成一点事，他常对儿子讲，看一家是否兴，别看田土多少，先看后辈是否肯做，天未亮就起，先把庭前洒扫干净，再下地试手插秧，拿泥巴，溅水花，这不是要他们去当农人谋生，是让身上记住手的力量，记住汗换来的踏实，勤能生光，勤能聚力，这股劲在身上，神明看了也点头。
时光推过一百五十年，曾氏一门在八代里头，行走各行各业，曾纪泽做成外交大事，出使在外，字里行间持重稳妥，曾纪鸿钻研数学，治学踏实，后来人里，曾宪植、曾昭抡、曾宝荪，各自耕耘，名字挂在书册与实验室，不靠军功，不沾贪墨，家谱清清楚楚，诗书在手，做人干净，邻里说起这家，口风平和，评价笃定。
金银囤得再多，也会散，爵位再高，也会移，能留下的，落到骨子里的是教养与操守，“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字一串，像绳，拴住心，拴住身，拴住家门的风气，从那午后枕下抽出的遗嘱起，一代传一代，路看得见，脚下不虚，这几句话，跨过年代，还能照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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