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乱世，中原板荡，契丹铁骑南下踏碎后晋江山，晋出帝石重贵被俘北迁，天下无主。
手握河东重兵的刘知远，始终按兵不动坐观局势，直至属下诸将连番劝进、以势相逼，才登坛称帝，而后挥师南下，一路兵不血刃取汴梁，建立起五代之中的后汉政权。
后晋出帝石重贵与契丹绝盟之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屡次率蕃汉大军南下，后晋军队节节败退。
开运四年，契丹大军攻破汴梁，耶律德光入东京，石重贵被迫奉表请降，随后被迁往上京，后晋灭亡。
契丹铁骑入汴之后，纵兵劫掠，“阅城中遗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相州一地后来更是被发现“髑髅十余万”，中原百姓深陷水火。
彼时，刘知远已任河东节度使、北平王，手握河东强兵，是后晋北方最具实力的藩镇。
自契丹南下以来，石重贵多次下诏令刘知远出兵驰援，刘知远却始终以兵力不足为辞，分兵守河东四境，按兵不发。
即便汴梁危急，晋室江山岌岌可危，刘知远依旧固守河东，未发一兵一卒前往救驾。
契丹入汴后，耶律德光曾派人招抚刘知远，还赐其木拐——“虏法贵之如中国几杖，非优大臣不可得”，耶律德光更是呼刘知远为“兒”。
刘知远派牙将王峻奉表前往汴梁，表面顺从，实则让王峻探察契丹虚实。
王峻归晋后，向刘知远直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国”，只因契丹在中原烧杀掳掠，百姓纷纷反抗，耶律德光也曾叹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
这番话，让刘知远心中定下了逐契丹、取中原的心思，却依旧未动，静待最佳时机。
契丹乱华，天下无主，河东上下皆有拥立刘知远称帝之心，诸将与幕僚率先发难，掀起劝进浪潮。
郭威、史弘肇、苏逢吉、杨邠等人齐聚帅府，向刘知远进言：“契丹无道，屠掠中原，百姓望主如望父母，明公手握强兵，若不即帝位，何以系天下心？”
面对诸将的第一次劝进，刘知远辞谢曰：“主上蒙尘，吾晋臣也，安可背主自立？”直言自己身为晋臣，不忍在君主被俘之时夺权称帝。
见刘知远推辞，诸将并未放弃，时隔数日再次联名劝进，郭威切谏曰：“今契丹乱华，天下无主，明公手握强兵，若不早定，恐生变乱，彼时非但中原无主，河东亦将难守。”
此番劝谏依旧被刘知远拒绝，他称“当待契丹北归，再议国事”。
诸将仍不死心，第三次劝进，言：“明公若再推辞，恐军心离散，百姓失望，契丹若知我无主，必复引兵来犯，彼时悔之晚矣！”
河阳守将武行德此时亦派其弟行友诣太原劝进，武行德此前已率部杀契丹监吏，据河阳以归，其言“我与若等能为边地鬼耶？”的反契丹之志，也让河东上下拥立之心更坚。
在诸将的连番劝进、以势相逼之下，刘知远终于应允称帝。
天福十二年春，刘知远于太原筑坛，祭天称帝，定国号为汉，史称后汉，仍沿用后晋天福年号，以示承晋祚。
登基之日，太原城内鼓声震天，旌旗招展，军民齐声高呼万岁，刘知远登上祭天台，接受百官朝贺。
称帝之后，刘知远迅速定下朝堂班底，册魏国夫人李氏为皇后，立皇长子承训为左卫上将军，次子承祐为左卫大将军；以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河东观察判官苏禹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人同登相位；升府州为节镇，加永安军额，以折从阮为永安军节度使；命史弘肇率兵一万人趋潞州，为南下中原扫清前路。
刘知远同时下诏慰劳河东百姓，斥责契丹的残暴行径，称“契丹肆虐，中原涂炭，吾当率天下之兵，逐胡虏，复中原”，河东军民闻诏皆士气大振，各地百姓也纷纷响应，愿随刘知远共抗契丹。
此时的刘知远，虽据太原一隅，却已成为中原百姓心中的共主，反契丹的大旗，正式由其扛起。
刘知远称帝之时，契丹已在中原难以立足，耶律德光见百姓反抗不断，军粮补给困难，遂决定北撤，离开汴梁之时，船载武库兵仗，欲尽数迁往北地。
耶律德光行至镇州栾城时病逝，契丹群龙无首，守在中原的契丹将领更是人心惶惶，崔廷勋、耿崇美、奚王拽剌等将各据城池，却已无统一号令。
趁此良机，刘知远召集群臣庭议进取中原之策，诸将皆请出师井陉，攻取镇、魏，先定河北，则河南拱手自服。
刘知远本欲自石会趋上党，郭威进言曰：“虏主虽死，党众犹盛，各据坚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无应援，若群虏合势，共击我军，进则遮前，退则邀后，粮饷路绝，此危道也。陕、晋二镇相继款附，引兵从之，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洛、汴定矣。”
刘知远纳郭威之策，下诏于太原十二日发兵，自阴地关出晋、绛，挥师南下。临行前，以太原尹刘崇为北京留守，镇守河东根本。
南下之路，刘知远大军势如破竹，史弘肇率先率军攻泽州，刺史翟令奇固守，史弘肇遣部将李万超劝降，泽州遂下。
崔廷勋、耿崇美合兵逼河阳，欲取武行德所守之地，闻史弘肇已得泽州，二人不敢再战，遂释河阳，还保怀州，后见刘知远大军将至，竟拥众北遁，过卫州时又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的守军相继北撤。
史弘肇治军极严，“将校小不从命，立挝杀之。士卒所过，犯民田及系马于树者，皆斩之”，军中惕息，莫敢犯令，其所率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夹道欢迎，无有抵抗。刘知远自晋阳南下，一路安行，兵不血刃，皆赖史弘肇之力。
刘知远大军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降，绛州刺史李从朗起初与契丹将成霸卿拒命，刘知远至城下，以利害谕之，李从朗遂举城降。
刘知远命亲将分护诸门，严令士卒一人毋得入，安抚百姓，绛州民心遂定。
天福十二年五月，刘知远至霍邑，又至晋州，六月抵陕州，随后入新安，西京留司官悉来迎接，刘知远顺利入洛阳，居宫中。
此时汴梁百官亦奉表来迎，刘知远下诏谕汴州百姓，称“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并聚契丹所授告牒尽数焚毁，安抚原后晋及契丹所立官员之心。
契丹撤离汴梁前，萧翰曾立唐明宗子许王从益知南朝军国事，以守汴梁。
刘知远派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王淑妃临死前泣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闻者皆泣下。
刘知远遂于汴梁下诏大赦天下，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皆依旧任职，仅罢黜契丹所立奸佞之臣，后汉政权正式在中原站稳脚跟，五代之中的第四个中原王朝，就此建立。
汴梁的宫阙之上，新的龙旗升起，只是彼时的中原，历经契丹铁骑的践踏，早已满目疮痍。
刘知远以观望之姿迎来了称帝的契机，又以雷霆之势南下定中原，却也只是在五代的乱世中，撑起了一段短暂的江山，后汉的基业，终究在乱世的浪潮中，只存续了短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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