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增长是个未解之谜。肖恩·里特努尔所说的“经济增长”，主要指欠发达国家（LDCs）的经济进步，但他提出的增长方案具有普适性。为何经济增长会成为谜？里特努尔在这本佳作中解释道：“的确，现代宏观经济学未能解开这一谜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整体而言——恕我直言，从总量层面来看——其分析方法既无法引导人们提出正确问题，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
这一观点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究竟是什么？它力求尽可能贴近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为实现这一目标，现代宏观经济学家构建数学模型，从模型中推导出可检验的预测，随后观察这些预测与数据的吻合程度。里特努尔对这种研究方式评价如下：
“经济建模存在两个根本性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模型，由于其脱离现实的假设，得出的结果要么会误导我们，要么与现实世界无关……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许多经济学家仍坚持使用模型，因为他们宣称致力于追求那种被视为‘科学的理论研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1952年推崇数理经济学，他声称这种方法比文字阐述更精准、更严谨。”
经济学家不应执着于这种虚幻的目标，而应遵循奥地利学派的“因果实在论”方法。关注经济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并不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视为需最大化“增长”的总量板块。他们的目标是“动态效率”——这一术语由里特努尔从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的理论中借鉴而来。这一目标“充分考虑了人类行动的本质，以及企业家所处并开展生产活动的现实世界。在任何企业家活动过程中，新的失调问题总会出现，因此，一定程度的浪费在任何市场经济中都是不可避免且固有的。社会或许无法实现静态的帕累托最优，但只要企业家的创造力能不断拓展每个人的生产可能性，持续创造出在企业家活动之前甚至无法想象的新目标与新手段，社会全体成员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繁荣。”
不应将实现上述定义的“动态效率”与另一个目标混为一谈——遗憾的是，这一目标曾误导了部分认同奥地利学派理念的学者。这些学者将宏观经济模型视为既定前提，并试图为其寻找微观经济基础。里特努尔认为，这种尝试是徒劳的。
那么，经济体如何才能实现动态效率呢？里特努尔指出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并为每个因素单独撰写了一章内容。其中之一“企业家精神”已在动态效率的定义中提及，其余三个因素分别是劳动分工、资本与技术。这些因素不应被视为相互独立的力量，它们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显然，若每个人都必须独自或仅依靠少数家庭成员生产生存所需的全部物资，人类很快便会走向消亡。唯有劳动分工，才能使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进而极大地拓展生产范围。但生产范围的拓展，依赖于人们与他人交换自身劳动成果的能力。
“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句名言：‘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在探讨贸易及其重要性时，里特努尔提醒我们警惕一种曾误导众多杰出思想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谬误：认为在交换过程中，所交换的商品价值相等。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交换中，价值具有“双重不平等性”。人们愿意进行交换，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得到的物品比付出的物品更有价值。例如，若我用一个苹果换你的一个橙子，那意味着我认为橙子比苹果更有价值，而你则认为苹果比橙子更有价值。
但专业化为何能提高生产率呢？里特努尔区分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天生的才能本质上是均等的，但一旦开始专业化生产，他们在特定领域的熟练度会远超从事多种工作时的水平。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人与人之间以及环境之间的差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与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坚决支持后一种观点。“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人之间生产相对成本的差异，进而构成了协作法则的基础呢？简而言之，正是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多样性。”
上文提及的“协作法则”，是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洞见之一，米塞斯对此进行了深入发展。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了著名理论：即便某个国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另一个国家更具优势，两国开展这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仍能实现互利共赢。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很可能在其中一种商品的生产上“劣势更小”——这便是该国的比较优势。该国应专注于生产这种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而另一国则应专注于生产自身优势更显著的商品。李嘉图证明，通过这种专业化分工，两种商品的总产量都将得到提升。这一理论很容易推广到两种以上商品的交换场景中。
但李嘉图存在一个理论误区：他认为比较优势仅适用于国家之间，而在一国内部，不同经济阶层是相互对立的。米塞斯则指出，比较优势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同样适用于一国内部的经济体。参与贸易的人们通过交换实现互利共赢，贸易的范围覆盖所有人，无论其能力与他人相比如何。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常被指责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事实上，自由市场是社会协作的领域，而非“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场。
当劳动分工超越原始阶段后，便需要工具的支撑——这就引出了里特努尔提出的第二个因素：资本。要生产工具，人们必须推迟即时消费，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工具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工具数量的不断增加，生产率会持续提升，但在此过程中，人类行动的一个基本原则会愈发凸显：时间偏好。“人们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目标，等待时间越短越好。时间偏好的存在，是利息产生的根源。”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要提高产量，就必然需要更长的生产过程。由于时间偏好的存在，所有较短的生产过程早已被充分利用。
为阐释奥地利学派所说的“生产结构”，里特努尔详细描述了 chiffon 巧克力蛋糕的制作过程，追溯了从烘焙所需工具的生产，到蛋糕制作完成的各个步骤。显然，作者对美味蛋糕颇为熟悉，他也恰如其分地让“生产结构”这一理论获得了应有的关注——或许我们可以说，是让它“尝到了甜头”？
要拓展生产结构，企业家需要资金支持，以便计算资本品的最有效利用方式。除非生产要素只能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否则便毫无用处），否则技术本身无法决定其最佳使用方式——这里的“最佳”指“最具盈利性”，因为企业家正是通过追求利润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企业资本的规模，最终源于消费者的主观价值，而直接源于企业家的主观判断——企业家在决定收购或清算特定资产，甚至整个企业时，会对生产要素进行评估。”货币计算还衍生出了另一个“资本”概念：除了“资本品”（实物资本），还包括“资本”的货币价值（即资本品的货币表现形式）。计算这一价值涉及诸多复杂问题，此处暂不深入探讨。只需指出，里特努尔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精深的论述，充分回应了该领域的各种难点问题。
关于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因素——技术与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简要阐述，因为相关核心内容已在前面有所涉及。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时，将技术创新置于核心地位，著名的“索洛模型”（Solow Model）便是典型代表；但奥地利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非如此。思想理念总是丰富多样的，但要将其付诸实践，就必须有储蓄与投资的支持。里特努尔引用印度经济学家苏达·谢诺伊（Sudha Shenoy）的观点指出：“只强调技术进步，却忽视将技术投入应用所需的储蓄与投资，‘就如同在《哈姆雷特》中删掉丹麦王子，却让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占据舞台中心’。”
企业家的关键作用在于主导整个生产过程——生产活动并非能自行运转。在探讨这一主题时，里特努尔详细阐释了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企业家精神理论，与约瑟夫·萨勒诺（Joseph Salerno）、彼得·克莱因（Peter Klein）的因果实在论企业家精神理论之间的差异。不出所料，里特努尔更倾向于后者，他强调，资本家企业家需用自有资金承担风险，这一点至关重要。柯兹纳的企业家精神理论虽错综复杂，却始终无法解释企业家为何会遭受损失。
里特努尔精心阐述的这四个经济增长因素，无法在真空环境中发挥作用。它们的蓬勃发展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就是一个拥有健全私有产权的经济体系，且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劳动分工离不开贸易，正如里特努尔所指出的：“你无法交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里特努尔猛烈抨击各种干预自由市场的提议，其中，他对经济民族主义者呼吁政府增加美国制造业岗位的驳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繁荣经济学》出色地展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如何相互关联，读者通过阅读该书，能深刻体会到奥地利学派因果实在论分析方法的强大力量。此外，里特努尔还有一点值得称赞：默里·罗斯巴德的《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学识渊博，但里特努尔关注到了一位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而罗斯巴德那部内容全面的著作中，却并未提及此人。（戴维·戈登）
来源：科斯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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