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初冬，北京城里，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90岁的老人走了。临终前，他留下一句话：把我的骨灰撒到祁连山去。
不是八宝山，不是故乡，偏偏是祁连山。老人说，那里躺着太多西路军的弟兄，太冷清，得去作个伴。
李卓然，好像隐了身。那会儿他可是红五军团的政委，跟聂荣臻、彭德怀平起平坐的军团一把手。可后来，他的名字越来越模糊，建国后也就干到了副部级。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李卓然接到命令，担任红五军团政委。这支队伍干什么活？全军的铁闸门。大部队撤，他们留下断后；大部队过河，他们变成人肉盾牌。
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阻击敌军追兵。李卓然和军团长董振堂带着部队打阻击战，跟中央保持着一两天路程的距离。敌人追上来，首先碰到的就是他们。有时候刚到宿营地，敌人就冲了上来，甚至冲进了军团部，情形之险恶可想而知。
湘江边上那一仗，打得惨烈。红五军团为掩护中央过江，整整填进去一个师的命。第三十四师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东岸，陷入重重包围，5000多名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从出发时的8万6千人，打到只剩3万。
这时候，中央决定召开会议。1935年1月13日深夜，一份电报发到李卓然手里："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后来考证发现，这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关于召开遵义会议的通知。
李卓然连夜往遵义赶。从桐梓县到遵义城，要翻过高耸入云的娄山关。他快马加鞭，15日深夜才赶到。
毛泽东当时正发着高烧，人挺虚。听说李卓然来了，眼里立马有了光，非要把他拉到屋里聊聊。
早先在江西苏区，李卓然给毛泽东当过办公室主任，知道主席离不开报纸，专门给前线下死命令：打仗缴获什么都行，但报纸必须留着送给毛主席。
主席问他：你们负责断后，底下的真实情况到底啥样？
摆在李卓然面前的是道送命题。按当时的官场规矩，上头神仙打架还没分出胜负，底下人最稳妥的回答就是打太极拳。毕竟，手里握着兵符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还在台上坐着。
可李卓然把那套官场厚黑学全扔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时候再耍滑头，红军就真得散伙了。他盯着毛泽东的眼睛，竹筒倒豆子：部队情绪炸了锅，大家对"三人团"那个瞎指挥法早就气得骂娘了，都觉得再这么走下去，咱们都得喂鱼。
这番大实话，等于是给毛泽东递上了一把破局的快刀。
1月16日的会议上，李卓然更是豁出去了。当着满屋子大佬的面，他把红五军团流的血、受的罪，还有基层当兵的怒火，一股脑全泼了出来。他讲得很激动：我来迟了，没听到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今天听了一些同志发言，如朱总司令讲得好，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下面怨声载道……
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夜晚，李卓然投出的这一票，没掺杂半点给自己捞好处的心思，纯粹是觉得"再不讲真话，大家都得死"。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这步棋，李卓然走对了，站在了历史的正面。
既然在遵义会议那张桌子上立了这么大的功，怎么李卓然没像其他老帅那样飞黄腾达？
因为命运在下一个路口，给他设了个大坎儿。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看着自己人多枪多，心思活泛了，要搞分裂。中央没办法，把队伍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李卓然偏偏被分到了跟着张国焘走的左路军。
当时，李卓然并不知道中央内部有北上南下的分歧，不知道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周恩来找到他，希望他到四方面军去做政治工作，共同北上。李卓然觉得应该服从党的安排，就去了四方面军担任前敌政治部副主任。
这一去，就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气氛很沉闷，谁也不想出头。张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几位干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
这几位干部里，就包括李卓然。原先红五军团的四位军政首长，只有董振堂一人顶住了压力。李卓然在卓木碉会议上的发言误导了不少人，成为历史的遗憾。
这不是李卓然本意，他只是不了解内情。但历史不会给人解释的机会。这一步走错，影响了他一辈子。
真正的噩梦，是西路军。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西渡黄河。11月11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交通线。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李卓然担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
这简直就是一场把人往绝路上逼的仗。
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物资匮乏。将士们西渡黄河时，只准备了几天的口粮，衣服也十分单薄。武器装备更是落后，每3人才有一支勉强能用的步枪，每支枪只有极少的子弹。面对长期盘踞甘青、装备占优、强悍残忍的马步芳、马步青部，西路军处境十分凶险。
古浪一战，红九军苦战3天，牺牲2000多人。高台失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牺牲。临泽突围，倪家营血战，一仗接着一仗，西路军在祁连山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37年3月14日，石窝山上开了最后一次会。
军政委员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现有部队分散打游击。剩下这帮跑不掉的伤病员谁来管？这就是个必死局。留下来，九成九是死；就算命大跑回去，那也是"败军之将"。
李卓然没挪窝，他留下了。
他和李先念等8个人组了个工委会，他当书记，硬是把剩下的残兵败将拢在一起。西路军余部3000余人分成三个支队，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有1500多人，沿祁连山西行打游击。
在祁连山的冰窟窿里，缺粮少水，雪崩袭来。一个连被埋在雪里。李卓然立即命令展开营救，可是又一轮雪崩袭来。他们向遇难的战友默哀后，继续启程。
翻过海拔5000米的祁连山雪岭，甩掉敌人追踪。1937年3月下旬，到达祁连山西面河谷时，部队只剩下900多人。
4月29日，经历了49个日夜的艰苦征程，李卓然率领420多人抵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40多辆汽车驶抵星星峡。看见接应队伍那一刻，李卓然眼泪哗哗地流。
人是带回来了，可有些"账"躲不掉。
回到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李卓然因为在西路军干过，又是那场惨败的亲历者，无论如何也甩不掉身上的泥点子。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说西路军败了你也有一份，甚至怀疑他跟张国焘穿一条裤子。
这种政治帽子压下来有多重？重到直接断送了一个将军的带兵生涯。
从那以后，那个在战场上吼着冲锋的军团政委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他脱了军装穿中山装，彻底告别了指挥中枢。
离了战场的硝烟，蹲在延安的窑洞里，李卓然又开始干活。
1941年9月，他率队到固临县搞调研。两个月时间，脚底板都磨出了泡，弄出一份10万字的《固临调查》，把边区老百姓交公粮负担太重这些得罪人的话全写进去了。这报告后来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活教材。
就在稿子刚写完的时候，出事了。他的秘书校对稿子时抽烟走神，一不小心，把这厚厚的一摞手稿全给烧成了灰。
李卓然盯着那堆灰，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轻轻来了一句：别抖了，我还记得大概齐，再重新写一遍就是了。
这种宽容，不是没原则，是活明白了。
1949年进了城，李卓然当了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按资历论，他是遵义会议桌边的人，这个官职确实有点"委屈"。但他好像压根没往心里去。
1955年，国家开始定工资级别。上面一开始给李卓然定的是行政四级，那是副总理级别的高干待遇。别人都嫌官小要闹腾，李卓然反过来了。
他立马给中央写信，说给自己定四级太高了，受之有愧，非要降级不可。在他那种近乎"逼宫"的强烈要求下，组织上没办法，最后给他定了个行政五级。
他对自己抠门，对孩子更是严得有点不近人情。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饿得眼冒金星。李卓然主动要把自家的定粮往下减。当时他女儿李若谷还在上小学六年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月28斤的粮食，硬是被当爹的给砍掉了5斤。
女儿发高烧烧到42度，人都要烧糊涂了。家里院子里明明停着配车，可他死活不让用公车办私事。最后还是警卫员看不下去，骑着自行车，把烧得迷迷糊糊的孩子从学校驮回了家。
在外人看来，这老头简直是"死脑筋"。但在李卓然看来，这笔账再清楚不过：我是幸存者啊。比起那些倒在长征路上、冻死在祁连山下的兄弟，我能活着看见五星红旗，这就已经是赚翻了。
那十年的动荡岁月里，李卓然也没躲过去。造反派让他揭发刘少奇和彭德怀，他把牙关咬得死死的；让他瞎编历史，他脖子一梗就是不干。为了这身硬骨头，他被人整了整整十年。
直到人生快走到头了，他念叨的依然不是自己的平反待遇，而是西路军的那段历史。那是他心里的刺，也是他对死去战友最后的交代。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走了。追悼会上，一位当年西路军幸存的老部下送来了八个字：淡泊名利、襟怀坦白。
这八个字，把他这一辈子给概括神了。
历史终于给了西路军一个公道。
1981年，陈云跟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3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这个结论，来得太晚，但终归是来了。
这世道，精明人太多，懂得看风向、会算计的人更是不少。但像李卓然这样，在每一个要命的关口，都傻乎乎地选择"亏待自己、成全大局"的人，才是真的稀缺货。
他不显山不露水，但他活得真干净。
临终前那句"把我撒到祁连山去"，不是矫情，是真的放不下那些没回家的娃娃。他嫌那边太冷清，得去给老战友们作个伴。
这就是李卓然。一个在遵义会议上投出关键一票、在祁连山下率残部绝地求生、建国后主动降级的老革命。历史没有给他元帅的肩章，但给了他一生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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