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景深与人物”的互动叙事
晚近，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推送了一条颇为有趣的活动信息：“分享你拍到的县城文学，快发篇笔记来记录”。
但需要指出，自2024年因网络平台上的一组摄影作品而成为“爆款”的“县城文学”，似乎自始至终就与“文学”无关。具体而言，“县城文学”颇多取材于20世纪90年代与2000年初的电视、电影场景，裹挟着多少有点矫揉造作的审美主张，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着名为“县城”却又脱离县城现实的复古画像。
从命名来看，“县城文学”多多少少是裹挟反讽之意的，但这种反讽却很符合这个时代阐述文学的状况。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开始难以在自身定义中被准确辨识。而“非文学”却总是借着“泛指”的名义认领了“文学”的名字。所以“县城文学”的兴起很可能标志着符号化的影像叙事法则在新媒体传播情境中对文字的替代。因为“县城文学”最本质的传播载体一直是图像和视频，而文字在这种影像作品里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或助推“县城文学”标签以病毒式传播的文案要素，但与此同时，影像却充满了可被解读与分析的张力。
有趣的是，也许“县城文学”的制造者、参与者从来就不关心什么是真实的县城。最突出的证据即：以影像形式被表达的“县城文学”，其前景永远是被安置在貌似“县城”场景里的人，而场景只需要表现出一种符合大众认知的“拟真实”或“类真实”，就足以完成一整套“县城文学”的影像符号搭建。由此可见在“县城文学”流行的背后，与其说是面向“县城”，不如说是被一种被情绪所支配着的影像语法。因为对着裸露的“县城”或小城取景的纯粹景观影像，显然称不上是“县城文学”；而唯有那些“注重景深和人物的互动关系”的影像作品，才能精准展现“县城文学”所追求的“故事感”——不管在影像切片中被读出的是“想要挣脱的决心”，还是与这个地点有关的“一种情绪和状态”，这些影像都是关于“人”的叙事，“县城文学”也始终是包含了“主语”的影像语言。“县城”的场景和画面从来不是通过影像被表达中心物，“县城文学”的中心永远是人。
被回望和捡拾的城市“历史”
对于“县城文学”而言，“县城”既重要，又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县城”只是一个具有风格化色彩的布景。可就在这块布景上，可以表达一些与现代城市生活构成“强对比”的要素，于是“县城文学”的叙事感，从一开始就凸显着与真实日常生活的强烈反差。
然而“县城”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人们对“县城”的影像再表达，也不能直接对应于青年人的某种当代“返乡”情结。因为在影像所试图展现的画面里，“县城”不仅仅是处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一个暧昧的中间点，它有时更容易被想象为“现代都市”的某种“不成熟”和“未完成”状态。一段讲述“县城文学”的文案中提到：“你要拍县城文学，不能只写她走不出、看不破”，而是要表现“总有些地方被留在原地”，同时也就“逃不开凝滞在八零年代的审美和经济”（汤力猫：《你要拍县城文学，不能只写她走不出、看不破》）。所以这些影像中的“县城”想象兼具了空间和时间的二重性，一方面“县城”无疑仍旧是真实存在着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它们被用作表征一系列符号化的“过去”。
所有那些被刻意寻找的“旧日”城镇建筑和街区景象，无一不是在线性城市发展进程中，被标记为“过去”的符号化的时间节点，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拍到的县城文学”，也就很像一场回归年代情境的“复古”角色扮演游戏。对此，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流行文化对“县城”的无情消费。可显然今日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和看客们，都是善于通过媒介摆弄时间错乱感的高端玩家，最善于透过大众怀旧的回望目光，从生活的缝隙里搜寻可被捡拾的“历史”素材。从这个意义上，穿上朴素衣衫穿梭于“县城”感浓郁的破败街巷，拍摄一组称之为“县城文学”的个人美照，或许同那些穿着嫔妃服饰借故宫取景的游客没有什么分别。不管“县城”这个概念在过去和现在曾有着怎样深刻的现实或历史的指向，在它们被用作传达个人情愫的布景时，这个风格化的场景就已经“失重”了。
当上海也可以“拍县城文学”的时候，“县城”对这种流行影像文化而言显然没有那么重要。因而真正重要的既不是“县城”，也不是被摆放在“县城”场景里的个体，而是为什么人们不断在寻求新的影像叙事场景，作为标刻当下存在方式的证明？
美学与存在：自我叙事的符号转向
可以想见，“县城文学”这股风潮一定会很快退去。可人们用人造影像美学来自我标记的习惯，在短时间内恐怕不会有任何改变。这种被新媒体喂养出来的独特习惯，正在改变我们时代的美学，也改变着这个时代人们体验与认识自我“存在”的基本方式：打开“我”的首页，翻阅一篇篇更新的社交媒体发布，也许我们存在的痕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影像所构成的“时光刻度”所标记，充满了不同时期流行过的风格滤镜、时髦美学和流行烂梗，只有它们在提醒着我们曾参与过什么和谈论过什么。
只有将层层包装的“叙事”层，从“县城文学”的网状传播结构中剥离，真正重要的困境才逐渐袒露出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美学，会如此依赖于大量触手可及的媒介装置来为自我立法和正名。在过去，美学至少是个严肃且可讨论的学理概念，而今却日益成为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流行标签。今天的一大流行美学趋势是向“过去”寻觅新的风格和符号要素，在时间的尺度上，不断挖掘可供放置“自我想象”的新场面和新布景。当一种围绕影像符合搭建出来的想象机制，同日益膨胀的“自我”情愫不断糅合，各种类似“县城文学”的东西会不断地生长出来，成为时下热搜的一个词条，或者化作一股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归于何处的风潮。
这场专注摆弄的想象游戏怕是没有尽头，而且只会越发走向对各种符号拟真的短暂满足。最终，透过影像所构造出来的符号化、风格化的“自我”叙事，不过越发接近于在刻意寻觅的场景“主题乐园”里，开启一场像模像样的“角色扮演”。当我们所欲求的一切关乎“自我”的想象，日益陷入由刻板符号拼贴而成的“类叙事”表达，当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用作满足想象的符号要素，那么我们理解和表达自我的方式也被永久地改变了——“我”成为通过堆砌和层累影像来“讲述”的那个想象中的自己。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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