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冬，北京中南海。
这一天正好是毛主席71岁的寿辰。
老人家没动用公款，而是掏出自己的稿费摆了一桌家宴。
场面不算大，但这客人的名单拿出来，却颇有深意。
桌边坐着的，有跟石油死磕的“铁人”王进喜，有造导弹的钱学森，还有那个带着大寨人战天斗地的陈永贵。
可就在这一圈赫赫有名的国家栋梁中间，夹着个才24岁的毛头小伙子。
主席对他那是真喜欢，不光让他挨着自己左手边坐，分发生日水果的时候，头一份就递到了他手里。
这小伙子名叫董加耕。
这饭桌上，要说资历他是个“小白”，论年纪更是个晚辈。
大伙儿心里可能会犯嘀咕：他凭啥坐这儿？
就凭他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全中国99%的人都想不通、甚至觉得是“脑壳坏掉”的事儿。
几年前，这年轻人手里原本攥着张通往“龙门”的金榜——北京大学的保送名额。
只要他点个头，那就是人人羡慕的北大哲学系高材生，毕业出来就是端铁饭碗的国家干部。
哪成想，他把这张入场券给撕了。
他在那张升学表格上，硬邦邦地写了八个字：“立志耕耘，回乡务农”。
这事儿要搁到现在，就好比一个省状元拿了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往桌上一拍说：我不念了，回村里送外卖去。
周边的人全炸窝了。
邻居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孩子书读傻了，是个“榆木疙瘩”；亲妈哭得眼泡都肿了；就连谈了好一阵子的对象也接受不了，觉得这是往火坑里跳，干脆利落地跟他分了手，从此断了联系。
为了回农村刨地，亲情、爱情、前途，他几乎把能得罪的人得罪光了，能丢的东西也全丢了。
但这笔账，董加耕心里头明镜似的。
不去北大，损失的只是他一个人的似锦前程；可要是去了，家乡那片穷土地就少了个懂科学的新农民。
这在今天听着像喊口号，可退回上世纪60年代初，这是个沉甸甸甚至带着血泪的话题。
那会儿“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还没散尽，肚子饿那种钻心的滋味，刻在每个人的骨头缝里。
董加耕是苦孩子出身，1940年生在江苏盐城，从小那是真被饿怕了。
虽说他脑瓜灵，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5分往上飙，但他书读得越多越明白个理儿：哲学填不饱肚子，粮食才行。
那阵子国家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嗓门喊得震天响，可缺的是啥？
缺的是有文化、懂技术的明白人去种地。
当时的农村，大字不识的文盲一抓一大把。
老农种了一辈子地，全凭老经验，还得看老天爷脸色。
一旦遇上虫子闹、水发大，只能干瞪眼没办法。
董加耕回乡，可不是去卖傻力气的，他是带着脑子去的。
一回到盐城葛武公社，摆在他面前的头一只“拦路虎”就是当地的“沤田”。
那是一种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烂泥塘，一年四季泡着水，人一脚踩下去，淤泥直接没过膝盖，走道都费劲，更别提种庄稼了。
在当地老农眼里，这就是块废地，费死劲种点东西，收回来还不够塞牙缝的。
一般人碰上这倒霉情况咋办？
估计也就是跟着混日子，既然大伙都说这地没救，那就挑个轻省活儿干干呗。
可董加耕偏不信邪。
他整天整天地泡在泥水里。
这不光是累身子，更是熬人心志。
那会儿正赶上自然灾害，董加耕自己也是饥一顿饱一顿，胃病犯起来疼得冷汗直流，可他愣是咬牙钉在田里不挪窝。
他这不是瞎干，是在搞科研。
经过一遍遍的实地摸排和试验，他整出了个胆大包天的法子：“水改旱”。
通过挖沟排水，硬是把常年积水的沤田改造成了旱地，再配合种绿肥来养地。
这一套组合拳打出去，原本没人要的烂泥塘变戏法似地成了良田。
有一年秋天，暴雨跟倒下来似的，眼瞅着洪水要倒灌，村里地势又低，所有人都慌了神，只会拍大腿埋怨老天爷不开眼。
这时候董加耕的冷静劲儿显出来了。
他没跟着大伙瞎着急，而是立马到处找能用的家伙什。
情急之下，他眼珠一转，想到了早年废弃不用的风车，让人拆成木板，硬生生把墙体给挡住了，把渗水的地方堵了个严实。
那一季，粮食堆成了山。
这笔账算到这会儿，大伙才回过味来。
一个北大苗子在田里趴一年，顶得上几十个壮劳力折腾好几年。
他脑子里的智慧，实打实地变成了沉甸甸的谷子。
这动静闹大了。
董加耕的事儿传出去后，南京大学有72个学生听得热血沸腾，一拍大腿集体决定下乡。
这群后来被称为“七十二贤人”的大学生，正是被董加耕点着的星星之火。
要是说放弃北大显出了他的眼界，那另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把他的人品照得透亮。
1962年，因为是村里稀缺的文化人，再加上办事公道，董加耕被推举当了大队会计。
这是个管钱的活儿，虽说没啥油水，但手里毕竟过着公家的票子。
有那么一回，他去镇上给公社买东西。
账目算得清清爽爽，最后剩下几毛钱找零，他顺手揣进了上衣口袋。
回家后，脏衣服脱下来洗了。
老娘洗衣服时摸到了这几毛钱，以为是儿子的工钱，转头就拿去买了盐。
等到董加耕去社里对账的时候，发现钱怎么也对不上。
猛地想起来那几毛零钱，回家一问，已经被老娘花了。
几毛钱，在当时虽说能买点东西，但也算不上什么巨款。
换作旁人，可能自己悄悄掏腰包补上这窟窿也就算了，反正神不知鬼不觉。
但董加耕心里那个坎过不去。
他不但自己掏钱把亏空补齐了，还专门写了一份检讨书，主动找社长请求处分。
社长听完都愣住了，摆摆手说钱补上不就完了嘛，几毛钱的事儿，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
甚至觉得这个高材生是不是读书读得有点“轴”。
但这恰恰是董加耕金贵的地方。
那是集体的钱，一分一毫都不能乱动，这是底线问题。
其实他工资也没多少，一大半都被他拿去接济村里的困难户了。
自家日子过不下去了咋办？
他就把家里的鸡蛋卖了来贴补。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傻子”。
1976年，毛主席走了。
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的一员，在灵堂守了整整七天七夜，眼皮都没合一下。
那是他这辈子最难受的时候。
但他没光顾着伤心就停下脚。
随着日历一页页翻过，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80年代、90年代，有人可能会琢磨：改革开放了，大伙都在忙着捞钱，当年那个扔了北大通知书的“傻子”，会不会后悔？
会不会被时代甩在后头？
事实证明，是金子在哪都能亮瞎眼。
1987年，董加耕调任盐城市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
那会儿正是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往外冒的时候。
他还是老作风，单位的小汽车他不坐，骑着自己那辆破得叮当响的自行车，顶风冒雨去上班。
但他脑子里的路数可一点都不旧。
他到处跑去学人家的先进招数，回来给乡镇干部讲课，鼓动大家搞创业。
在他的推腾下，1994年，他管辖的乡镇产业产量那是蹭蹭往上涨，甚至杀进了全国百强企业的榜单。
从60年代的改良烂泥地，到90年代的乡镇企业起飞，董加耕用一辈子的光阴证明了一件事：
当年那个放弃北大回乡刨土的决定，不是脑子一热，也不是在那儿演戏。
他丢掉了一个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位子，但他用脚板丈量了大地，用双手给家乡换了新颜。
如今回过头看，当年的邻居笑他憨，女友嫌他没出息。
可要是让他重新选一回，瞅着那张北大录取通知书和家乡那片穷得掉渣的土地。
估计他还是会把笔一扔，提起铺盖卷，头也不回地往村里走。
因为在他心里的那本账上，家国天下的分量，永远比个人的前程要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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