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除夕前两天，湖南平江的山谷里飘起了雨夹雪。临时工棚内，78岁的喻杰盯着尚未合拢的拦河坝，烟头在风里忽明忽暗。跟在他身后的年轻木匠悄声说：“老喻，这天又湿又冷，先回去歇一歇吧？”老人头也没抬，只丢下一句：“电灯还没亮，哪来的年味？”一句话，让在场几十名社员又提起了干劲。
时间往回推八年。1969年12月，商业部副部长喻杰向国务院人事部门递交离休申请。彼时“离休”两字鲜有人主动提起，更少有人敢在正当壮年时放下部级座椅。组织一连劝了好几次，他只是笑，说自己“拖欠乡亲们的旧账再不去还，就真没机会了”。
1970年1月，京广线的绿皮车缓慢驶入汨罗站。一身灰布棉袄的喻杰提着两只旧木箱，领着老伴，同车厢旅客并没认出这位曾参与全国粮油调度的“部长同志”。车门打开，平江县长寿公社百余名乡亲涌上月台，十几面自制小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大家张望半天，以为“大首长”还在车里。直到喻杰跨出车门，乡亲们才恍然——原来这位“中央的大官”就像自家种田的长辈一样朴素。
回村第一晚，喻杰拉了张旧方桌，召集家族十几口人开会。他开门见山：“祖宅让出来，种粮要紧。”九十五岁的老母亲把拐杖重重一顿：“不卖！”场面一度僵住。见母亲情绪激动，喻杰并未顶嘴，只温声解释：村里平地本就少，祖宅占了好一片洼地，荒着可惜。家人终究拗不过他的执拗，祖屋第二天就交给大队登记，改作集体菜地。
房子没了，总得有住处。喻杰挑中陡坡上三间老牛棚的地基，打算立根木桩搭草房。左邻右舍听说后，自发抬柴搬土。不到半个月，新土屋竖起，老人笑眯眯地说：“不占一分耕地，大家心安。”
生活安顿好，他马上将精力投入集体生产。1971年至1973年间，喻杰带着队里骨干翻过50多座山，查清水源土质，提出“封山育林”“靠山吃山”。那会儿“封山”在许多地区还算新鲜做法，部分干部担心挨批评。喻杰拄着拐杖一边写材料，一边安慰大伙：“有事我负责。”结果三年后，5000亩荒坡披上嫩绿，单卖竹子就进账三千多元。
1974年，平江缺电问题愈发突出。县里打算给喻杰家私拉电线，他婉拒，反倒盯上山涧落差，说干脆修小水电站。资料缺、人手少、木料更少，他二话不说把预备的寿材劈成檩条。有意思的是，老人对儿孙立下“家训”：先给公用工程办事，其它事缓一缓。工地开建那天，他在施工缆绳上贴了张纸条——“一寸伤人木料，家法处置”。乡亲们看了都忍不住乐，却真的没人偷懒。
1977年底，首座小型水电站并网。春节夜里，山村第一次亮起白炽灯，各家门前爆竹声接连不断，许多孩子捂着耳朵跑来找喻杰，嚷着“电灯比油灯亮十倍”。老人笑到眼角起褶，他的“旧账”似乎还了一截。
改革开放伊始，喻杰进一步提出集资办电。“万一弄砸了咋办？”有人犹豫。老兵出身的他当即拍桌：“出事我负责，先拿三千元作头款。”那一年，全区共筹二十二万多元，六座发电站接连完工，产粮也随之提高。
1978年夏，财政部派专车抵达平江，车上带来回京任顾问的正式文件，还有北京卫戍区准备好的住房指标。王震得知后特地去电：“老喻，北京还是离不开你。”喻杰沉默片刻，只回一句：“我在家乡欠的债还没有还完。”组织考虑再三，同意他留在原籍。
时间一晃到1988年。此时的平江已经家家点灯，集体林场盈利，部分社员自发承包茶园，最偏远的山口小学也装上了风叶机照明。喻杰每天仍坚持巡山。冬日凌晨五点，他拄着竹杖摸黑上山，检查防火堤；傍晚回村后，又到五保户家里查看炕火。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我身体还成，能干一天是一天。”
1990年1月，一场大雪压垮几处竹林。老人卧病在床，还反复叮嘱：“看好林子，别让人砍青竹。”随伺护士答：“竹子稳得很，五保老人也都添了新被面。”闻言，他微微点头，气息渐缓。
整理遗物时，家人只找到800元现金、一条补了五次的旧棉裤和一支半截钢笔。无论外界怎样叹息“正部级待遇怎会如此清贫”，乡亲们却觉得很平常：老喻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简单到极致，顽固到极致，也坦荡到极致。
有人统计过，1969年至1988年，喻杰为平江山区争取、募集或自掏腰包投入的工程款累计近40万元；而他个人全部离休金、补贴、稿费，一共不到其中的六分之一。若问他为何甘愿如此，一句“革命时欠下的债总要还”道尽了答案。
老人离世后，风雪中的山路曾短暂停了人声。一周后，林场重新忙碌，电站涡轮继续轰鸣。山谷间，竹林再度抽出新芽。或许再过很多年，行人已记不清那位拄拐老人曾经的官职，但提起“喻杰”，大家仍会说起一句话：他把国家欠他的，统统还给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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