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魏道明这个人，一辈子都好像是活在别人的影子里。
可怪就怪在，这个影子，比谁都亮堂，甚至有点晃眼。
1978年5月，他在台北新生南路的家里书房合上了眼，走完了77年的人生。
来送他最后一程的人，把门槛都快踏破了，政界、商界、外交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可在一片白色的花海里，有个花篮显得特别扎眼，一半是红得像火的玫瑰，一半是白得像雪的菊花，上头连个署名都没有。
这束花，把魏道明的一辈子给说明白了。
那红玫瑰，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玫瑰枪”郑毓秀，她是他前半辈子的一团火，给了他高官厚禄，也让他惹了一身的是非。
那白菊花，是后来陪着他的荣家小姐荣辑芙，她是他后半辈子的一杯温茶，给了他安稳体面，也让他归于平淡。
想看懂魏道明，就得先看懂这两个女人。
第一章：那团名叫郑毓秀的火
这事儿得从二十世纪初的巴黎说起。
那时候的郑毓秀，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大家闺秀。
家里给她订了门亲事，她扭头就给退了，自己揣着钱跑到了法国，进了索邦大学念法律。
她浑身带刺，眼睛里有光，认准的事谁也拦不住。
1919年，巴黎和会那档子事，中国代表团里那帮大老爷们儿腿肚子都软了，琢磨着是不是就在那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画押算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郑毓秀这个二十七岁的女留学生，领着几百号同胞，把代表团住的地方给围了。
根据当时《泰晤士报》记者的说法，她手里没别的，就一根刚折下来的玫瑰花枝，用带刺的那头指着代表陆征祥，话撂得很硬：“今天谁敢出去签字，我这根‘枪’可不认人！”
“玫瑰枪”这个外号，一下就传遍了欧洲，洋人报纸管她叫“Rose Pistol”，一个传奇就这么诞生了。
也正是在巴黎，她碰见了比她小九岁的魏道明。
那会儿的魏道明，跟她完全是两路人。
里昂大学一个安安静静的法科学生，话不多，人也沉稳，就爱在拉丁区的咖啡馆里，听郑毓秀在那儿指点江山，评说时局。
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也不知道怎么就看对眼了，偏偏就凑到了一块儿。
郑毓秀的锐气需要魏道明这样的性子来托着，魏道明的内敛也需要郑毓秀这样的激情来点燃。
1926年，两人一前一后回了国，在杭州西子湖畔悄悄结了婚。
酒席没摆几桌，但来的客人分量都不轻，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一场强强联合。
婚后，郑毓秀在上海法租界开了中国头一家女子律师事务所，给名伶孟小冬打离婚官司，硬是从梅兰芳那边要来了四万块的赡养费，一战成名，成了上海滩最抢手的女律师。
与此同时，魏道明的官运也跟坐了直升飞机似的。
结婚没几年，他就从司法部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一路坐到了司法行政部长的位置上，后来还当了南京市市长。
外面风言风语，说他全靠夫人，是“郑毓秀的丈夫”。
魏道明听着，从来不辩解一句。
他心里门儿清，自己能走这么顺，缺不了郑毓秀那张在巴黎和上海滩织起来的关系网。
连宋美龄都公开讲过：“郑女士是能办大事的人。”
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一个合作默契的搭档。
郑毓秀负责在外面冲锋陷阵，打开局面，魏道明就在后方稳扎稳打，把地盘守好。
她是一把锋利的刀，而他，就是那个让刀锋看着更有分量的刀鞘。
第二章：被玫瑰的刺扎了手
权力这东西，既能把人捧上天，也能把人拉下水。
就在魏道明夫妇俩声望最顶峰的时候，麻烦也找上门了。
1933年，郑毓秀让人给告了，罪名是“贪赃枉法”。
这事闹得很大，最后虽然她用了些手段，牺牲了几个手下，自己全身而退了，但名声上总归是落了个抹不去的疤。
她跑到欧洲去“散心”，在巴黎的画廊里跟朋友说：“是非听多了，也就不当回事了。”
话说得轻巧，但实际上，她已经在规则的边缘走了太久。
这种行事风格，到了1946年底魏道明去台湾当行政长官后，就彻底没了约束。
那时的台湾，刚光复没多久，百废待兴。
魏道明是真想干一番事业，修公路、扩机场，忙得不亦乐乎。
可他前脚在办公室里画图纸，后脚他那位郑夫人就在公馆的客厅里，把事儿给“办”了。
无论是当时卡得死死的外汇额度，还是被严格管制的林场木材，只要路子能通到郑公馆，“魏夫人”点个头，官方的禁令就跟废纸没什么两样。
很多事，按规矩办不成，跟夫人“商量”一下，就办成了。
时任事务官的徐道邻是个硬骨头，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夫人路线”，一气之下拍了桌子，辞职不干了。
这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
那时候的郑毓秀已经年过半百，却依然爱穿剪裁讲究的旗袍，梳着高高的发髻，出门前呼后拥，排场极大。
她的车队，成了台北街头一道谁都认识、但谁都不敢议论的风景线。
纸终究包不住火，岛内的怨气最后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来，魏道明的台湾生涯就这么戛然而止。
在士林官邸的践行宴上，蒋介石端着茶杯，话里有话地敲打他：“家事要节制。”
魏道明低着头听着，又能说什么呢？
那支“玫瑰枪”的脾气和做派，已经跟他的人生绑死了，他管不住，也离不开。
他们的政治高光时刻，就这样被玫瑰上的刺，给亲手终结了。
第三章：白菊温茶里的后半生
1959年，郑毓秀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据说在弥留之际，她拉着魏道明的手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够本了…
就是，对不住你。”
这话里头，有不甘，有骄傲，也有歉意，为她那轰轰烈烈又争议不断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复杂的句号。
她的离去，也正式带走了魏道明人生里最热闹、最折腾的那个篇章。
那朵扎了他半辈子的红玫瑰，终于还是凋谢了。
三年后，在朋友的撮合下，年过六旬的魏道明和工商巨子荣毅仁的胞妹荣辑芙结了婚。
如果说郑毓秀是一杯能烧穿喉咙的烈酒，呛人，但有劲儿；那荣辑芙就像一盏沁人心脾的温茶，润物无声。
她出身名门，却性格温婉，精于家政，从不插手外面的事，和张扬了一辈子的郑毓秀是两个极端。
对于在官场宦海里沉浮了大半辈子、身心俱疲的魏道明来说，这段婚姻像是一个避风港。
他需要的不再是风暴，而是平静。
婚后，魏道明被派去日本当“大使”，后来又回到台北当“外交部长”。
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这后半段的官场生涯，干得四平八稳，波澜不惊，更像是在履行程序，少有当年在南京时的那种锐气。
他的老朋友们私下里都感叹：“魏公身边，到底是缺了那把‘玫瑰枪’啊。”
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没有了郑毓秀在前头冲、在旁边搅动，魏道明又变回了当年在巴黎那个温和、沉静的自己。
他依然是个出色的执行者，却再也不是那个能掀起风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了。
他的光芒，似乎随着那朵带刺玫瑰的凋零，也一并黯淡了下去。
魏道明葬礼上的那束无名花篮，一半红玫瑰，一半白菊花，始终没人出来认领。
它就那么静静地摆在那儿，比任何挽联都说得更明白。
后来，魏道明的名字越来越少被单独提起，人们在说起他时，总习惯性地加一句：“哦，就是那个郑毓秀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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