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的傍晚，九龙尖沙咀灯火初上，电话铃猝然响起。粟燕萍放下听筒，脸色瞬间煞白——前夫沈醉明天就要到香港。她转身对身旁的唐如山压低声音：“他可能扇我耳光，你可别回手。”这句话像钉子钉在墙上，把屋里气氛骤然定住。
他们害怕，并非没有道理。若把时钟拨回三十多年前，沈醉还是军统云南站的少将站长，手握生杀大权。在一些人口中，他是一把滴血的“屠刀”；在另一些记忆里，他却又是个温和含笑的书生——矛盾得像两个人。
时间继续往前翻。公元一九三八年，湖南常德临澧特训班里，十九岁的女生粟燕萍第一次见到身为教官的沈醉。那年夏末，她险些在泳池溺水，被沈醉拽上岸。意外的“英雄救美”，埋下情愫。老师与学生，隔着辈分与规矩，却拗不过年轻心动。不久，长沙火灾，少女步行百余里寻人，混入行伍，一袭灰棉衣让沈醉刹那认出，这才有了后来那场违纪的婚礼。婚戒尚未温热，抗战规矩只许恋，不许婚，沈醉便假称“娃娃亲”，找来戴笠作伪证，硬把红纸贴上门。
婚后十一年，六个孩子相继降生。可幸福在战火中总显得轻飘。作为军统“三剑客”之一，沈醉的日程表里写满暗杀、策反、潜伏，家书却只字不提手段。他对外保持翩翩儒雅，在行动队里却签发一纸电令就有人横尸街头。粟燕萍懂事，不问。“你的事，我不懂，也不想懂。”她常这样说。
一九四九年深秋，云南风声鹤唳。沈醉看出卢汉已心向北平，便把妻儿先送至香港。旋即，他在昆明署名起义，却被新政权定为战犯关进功德林。自此，昆明南苑的老宅荒草丛生，粟燕萍守着孩子和无尽的消息荒漠。香港的天空很蓝，但再亮也照不见牢墙后那个人。
三十岁的寡居日子，不易。孩子要读书，生计要维持。曾经的“少将夫人”放下身段，和退下来的唐如山拉开铁丝网，在新界做起养鸡场。鸡鸣狗吠，油灯摇曳，她慢慢学会把昨日的贵气折成两三件旗袍，一件件收进箱子。经人撮合，她与唐如山在一九五一年成婚，只盼一个安稳日子。
北京那边，沈醉在功德林的九年，写满数十本日记本，“雪雪”这个昵称出现频率最高。偶尔北京飘雪，他就立在高墙下抬头发呆，管教走过也不忍打搅。重新做人并非一句口号，他从抗拒到自学四书五经，再到给战友上课，心路轨迹写得清清楚楚。特赦令在一九六〇年冬天下来，沈醉走出高墙第一件事，就是给香港拍电报：平安，盼相见。
粟燕萍翻看那封信，手抖得厉害：昔日的枪声还在耳边，若真见面，万一他旧性难改？于是广州之约被她硬生生推掉。沈醉在候车室整整等了一夜，直到列车清空，也没见到熟悉的面孔。那一晚，他在信里写：“雪在窗外融了，我却无处可去。”
挫败感没能绊住他。张友渔与丁中江劝他另寻归宿。杜雪洁，一个名字里带“雪”的女教师，闯入了他的暮年。婚宴极简，只有一桌素菜。沈醉端起酒杯，轻声说：“算我欠的，往后补。”从此将温和留给身边人，锋芒尘封。
转眼到一九八〇年，三十年冤结终于松动。沈美娟想见阔别多年的生母，向上级请示后获准赴港。消息传到唐家，小院里炸开了锅。唐如山揣着十二分焦虑：“要不你别去见他？”粟燕萍摇头，她也想知道，这个曾让她心惊又心动的人，如今成了什么样子。
一月六日下午，香港金马伦道的美丽华酒店门口，闪光灯抢先开火。沈醉一袭中山装站在玻璃门后，见到女儿先笑了，目光掠过旁边的前妻，像是被惊雷击中，愣了足足两秒。粟燕萍微微低头，心口乱跳。围观记者准备好笔记本，等那一巴掌响起，却只等来一句低沉的道歉：“燕萍，这些年，你受苦了。”
气氛顿时松动。沈醉握住她的手，转身又朝唐如山拱手：“当年是我负她，今后劳你多照顾。”唐如山大着胆子回握：“她是我妻子，也是你孩子的母亲，放心。”几个字，像钉子把旧账钉进木盒，盖棺不再起。
接下来的三日，三人同桌用餐，谈孩子，谈老人，却绝口不提硝烟旧事。沈醉谢绝了昔日部属的劝留，按期回京。出关前，他把香港友人赠送的豪华公寓钥匙推回去：“命是国家给的，理当留在这边用。”二十七年后，他与杜雪洁合葬在八宝山外的松林下，墓碑上只有两行小字：“沈醉，1909—1996；杜雪洁，1934—2015。”
江湖往事早已散场，可每逢初雪，北京城里总有人记得，那位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的老人，会把第一片落在掌心的雪花叫作“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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