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12年的夏夜,后梁皇宫的奢靡灯火被凄厉惨叫撕碎。67岁的开国皇帝朱温蜷缩在龙床之上,亲儿子朱友珪手中的利刃狠狠捅穿他的腹部,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浸透了身下绣着龙纹的锦被。这位曾横扫中原、建立后梁的枭雄,最终像一袋破旧的粮草般被拖进阴冷地窖,在黑暗中腐烂发臭。没人会同情这位暴君的结局——死前一刻,他还在后宫设宴,让数位儿媳轮流侍寝,用荒诞的方式敲定储君人选;而这座皇宫的宴席上,曾无数次摆上用人肉烹制的“佳肴”,乱伦与食人,早已成了他专属的“帝王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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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椅上的食人魔:从叛军将领到“两脚羊”鉴赏家

朱温的发家史,是一部用暴力与血肉铺就的黑暗史诗,而食人,正是他贯穿一生的变态癖好。黄巢起义席卷天下时,朱温身为叛军将领,为向黄巢表忠心,竟将俘虏的唐军将领秦宗权活生生制成“人肉刺身”,装在精致的玉盘里献上。这份极端的残暴让他迅速崭露头角,也彻底泯灭了人性中最后一丝良知。待到他篡唐建梁、坐上龙椅后,变态指数更是直线飙升,将食人从“军需补充”升级为“帝王享乐”。

攻打青州时,朱温麾下大将杨师厚为震慑敌军、解决军粮短缺问题,公然在军营外设起“食人作坊”,将俘虏与劫掠来的百姓分类处理,混着杂粮烹煮成军粮,供士兵食用。消息传回洛阳,朱温不仅没有斥责,反而对杨师厚大加赞赏,称其“有勇有谋”。更令人发指的是皇宫宴席上的场景:某次宴请文武百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朱温突然下令“上压轴菜”,随后数名侍卫推着一辆餐车入场,车上摆放的并非山珍海味,而是用活人肢体烹制的“人肉拼盘”,四肢、躯干摆放整齐,血腥味盖过了酒香。席间不少文官当场吓得呕吐不止、瘫倒在地,朱温却笑着举杯,强迫众人品尝,稍有迟疑便会被拖出殿外处决。

如果说食人是对生命的践踏,那朱温的家庭伦理观,便是对人伦的彻底颠覆。晚年的他沉迷酒色、猜忌心极重,认为亲生儿子们皆不可信,竟发明出一套荒诞至极的“儿媳侍寝评分制”,作为挑选继承人的标准。他故意派儿子们外出征战、镇守边关,将儿媳们全部召入后宫,轮流侍寝侍奉自己,还让宫女记录每位儿媳的表现,“品头论足、打分排序”,谁的妻子能讨得他的欢心,谁就有机会继承皇位。《旧五代史》中明确记载“诸子妇皆与之乱,朱友文妻王氏尤宠”,这种违背人伦的荒诞之举,最终点燃了父子反目的导火索——朱友珪因妻子失宠、错失储位,索性破釜沉舟,深夜率军闯入皇宫,亲手终结了朱温的性命,上演了一场“父慈子孝”的弑亲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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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暴君们的“美食竞赛”:人肉成席,暴行常态化

朱温的食人暴行,并非孤例,而是五代十国乱世的普遍缩影。在那个“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时代,暴君们争相攀比暴行,将吃人变成了一场病态的“美食竞赛”,华夏大地沦为人间炼狱。与朱温同期的军阀秦宗权,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专门抓捕百姓,将其杀死后腌制为“人肉腊肉”,用盐封存于木桶中,随军携带,作为士兵的日常口粮。他曾狂妄宣称“我军粮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所谓的“粮草”,正是无数无辜百姓的性命。

即便是北宋立国后,五代的食人恶习仍未根除。宋太祖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凭借外戚身份横行霸道,在6年间吃掉了上百名百姓,其中多为家中婢女与劫掠来的少女。他被捕后供认,自己“好食人肉,每捕获妇人,必烹而食之”,其暴行令人发指。彼时的洛阳城,更是沦为食人者的乐园,全城人口从盛唐时期的数十万暴跌至不足三千,街头巷尾荒无人烟,幸存者要么逃离家园,要么沦为军阀与暴徒的“盘中餐”,昔日繁华的神都,变成了尸横遍野、阴风阵阵的鬼城。

更恐怖的是,当时的人肉竟有了专业的分类与称谓,形成了一套畸形的“饮食文化”。根据《五代史补》记载,食人者将不同身份、年龄的人分为三六九等:“饶把火”指的是青壮年男性,肉质粗硬,需要多添柴火久煮才能熟透;“不羡羊”是指年轻少女,肉质细嫩鲜美,味道远超羊肉,是食人者眼中的珍品;“和骨烂”则是婴幼儿,骨骼柔软,稍加烹煮便能连骨带肉煮烂,极易入口。南汉皇帝刘鋹更是将食人玩出了新高度,他特意发明“活人蒸刑”,打造特制的巨大蒸笼,将政敌、宫女或不听话的大臣放入其中,下方燃起炭火,慢慢蒸煮。更变态的是,他会邀请文武百官到场观看,边行刑边让众人品尝“人肉蒸汽”凝结的汤汁,美其名曰“品仙汤”,将残暴与荒诞推向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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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宴席下的文明崩塌:礼乐尽失,人性兽化

五代十国的种种暴行,绝非偶然,背后是权力失控、社会秩序彻底崩坏的必然结果。整个五代时期,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后梁建立仅17年,便换了3位皇帝,且无一人是正常继位,非弑杀篡位,便是被权臣废黜;后汉更甚,仅存续4年,就经历了2次宫廷政变,皇帝形同傀儡,人命贱如草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强权即真理,暴力即规则,暴君们为了争夺权力、满足私欲,无所不用其极。

就像石敬瑭为了坐上皇帝宝座,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向比自己年幼的契丹君主耶律德光称臣称子,留下“儿皇帝”的千古骂名;南汉后主刘鋹为了防止官员谋逆,竟下令所有官员必须自宫才能任职,朝堂之上沦为“太监帝国”;吴越国王钱镠虽有保境安民之功,却也动辄用铁箭射死进谏的大臣,用暴力压制异见;闽国君主王延钧更是荒淫无度,与道士昼夜厮混,甚至让道士与自己的妻妾共享,将宫廷变成了伤风败俗的场所。

当“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成为所有军阀的座右铭,当礼乐制度被彻底践踏,当人性被权力彻底兽化,整个统治阶层便陷入了“以变态为常态”的疯狂。吃人不再是令人发指的罪行,而是暴君们彰显权威、满足私欲的手段;乱伦不再是违背人伦的丑事,而是权力博弈的工具;杀戮不再是无奈之举,而是日常的统治方式。比暴行本身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对暴行的麻木与纵容,是文明底线的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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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被历史教科书轻描淡写的五代十国史,实则是华夏文明最血腥、最残酷的一次应激测试。从朱温地窖里腐烂的尸体,到秦宗权军营中腌制的“人肉腊肉”,从刘鋹皇宫里的“活人蒸笼”,到易水河畔因战乱与食人留下的八千少女浮尸,短短53年的时间,无数无辜生命沦为权力的祭品。它用最惨烈的方式证明:当权力失去约束、人性彻底泯灭,当文明的外衣被撕碎,吃人不过是暴君们宴席上的开胃小菜,而整个社会,都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朱温的死,终结了一个暴君的时代,却没能终结乱世的暴行。直到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华夏大地才逐渐摆脱战乱,重拾文明秩序。但那些藏在历史缝隙中的血腥记忆,那些被践踏的生命与尊严,始终在提醒着后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唯有守住人性的底线、筑牢制度的牢笼,才能避免文明再次陷入这样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