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7日傍晚，陕甘交界的鞍子岭上刮起一股冷飕飕的秋风，吹得山道尽头的土匪老巢篝火摇曳不定。头子赵二狗正焦急地等着手下押回的“肥羊”——按惯例，这会是一队被劫的盐商，可踏进院子的却是两个心惊胆战的喽啰，还拖着一个浑身血污、不过半大孩子的少年。
少年叫张金龙，脚踝缠着草茎和布条，兵衣破得只剩零星补丁。枪伤透过布料不停渗血，却看不见一丝哭相。这股硬劲，让赵二狗皱了眉。土匪们把他摁在火堆旁的木桩上，七嘴八舌：有人认出那身灰布军装，是西征红军的小号手。抓到个活口，本是能换赏金的好事，可赵二狗那天闷着气，咆哮一声：“先押着，等天亮再说！”
夜色深了，张金龙被丢进茅棚。无人知晓，他已经整整走了两天一夜。三天前的清晨，他还跟着红军第X军团翻越六盘山，没想到途中遭到马步芳的一支骑兵突袭。十几分钟的混战后，队伍被打散，十二岁的他随身只剩一支竹哨和半截干粮。腿上的枪伤是那时留下的。为了不拖累战友，他爬向乱石沟，自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鞍子岭地形险恶，沟壑纵横。张金龙靠着从干部教导队学来的野外求生本事，一天半没碰热水，生嚼野菜根茎，才勉强保住性命。可是伤口感染，高烧袭来，他在夜里迷迷糊糊倒下，最后被巡山的土匪拎了回来。
赵二狗这伙人原先是护矿的散兵，兵败后干起了拦路买卖。那年头，西北到处是饿殍与浮财，“打家劫舍”看似罪恶，却也能糊口。可对红军，他们心里多少有点发虚——毕竟，中原局势已翻江倒海，谁也说不清哪天就轮到自己被卷进大潮。
深夜，篝火将少年的影子拉得老长。张金龙靠在墙角，忍痛磨刀一般地思索：逃？不可能；硬碰？更无把握。他摸摸贴身口袋，那支裂了口的小竹哨还在。哨声若起，或许能引来同伴，可四下尽是敌人，只会让人枉送性命。
天光破晓，山雀乱飞。赵二狗一脚踹开茅棚，粗声粗气：“小崽子，还活着吧？马家军给的钱多，你命不值几个子，可哥几个得填肚子。想说遗言就快点。”他挥手，让人推土枪上膛。
张金龙被拖到院心，火堆的余烬里还在冒烟。他咬紧牙关，额头汗珠直落。一个身材瘦高的喽啰将枪口抵到他胸口，双手发抖。少年抬眼望着那人，黑亮眸子里没一丝畏怯。
突然，他开口，声音嘶哑却透出清晰：“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小事？”
赵二狗“哼”了一声：“你还想讨价还价？”
“我是红军兵，”少年顿了下，“反正要死，子弹贵，不如留给你们去打日本人。拿刀就够了。”
院子里刹那静得可怕，只有风声掠过草屋。几个粗汉面面相觑，仿佛被雷劈了一下。赵二狗没有说话，他的手却慢慢垂下，枪口偏向地面。那一年，东北已沦陷三载，日本关东军的铁甲车正逼向热河、察哈尔。再没什么能比“打日本”更能搅动血脉。
“这娃娃明明怕死，却想着浪费不起子弹？”有人嘟囔。赵二狗突然爆出一句粗口，旋即抬手示意：“把枪放下。”随即，他拔出腰间匕首，转了两下，“咣当”扔在土里。
“小家伙，你这话扎心。”他转身踢开脚边的石块，蹲在少年面前，“我赵二狗行事，不欠娃娃情面。可你这一句话，让老子想起多年前当兵时的旗帜。”
有人低声提醒：“头儿，真放了？一户口本的赏银呢。”
赵二狗朝他们摆了摆手，沉声道：“要钱也得有命花。以后我们跟马匪分道扬镳。兄弟们，胳膊别短，这个包给他。”
一只沾满油渍的黄布包被塞进张金龙怀里，点开一看，银元闪着寒光。他抬头，唇色发白：“钱我不能收。”
“拿着！”赵二狗有点恼，“我们抢人抢了半夜，也该积点阴德。再说，你脱险也得吃饭吧。”
张金龙没再推辞，将包袱在怀里紧了紧，然后向那伙粗豪的汉子弯腰，行了一个红军标准的举手礼。周围无人出声，只有枝头萤火虫忽闪。
翻过鞍子岭向北走两日，张金龙体力几乎耗尽。期间，他在山神庙里休整，拆开包裹才发现里头掺了几块金条、一叠银元，还夹着一把马尾铁刷子。最意外的是，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字写得歪扭：“娃娃，换身衣裳，保重。若有朝一日，把咱们西北的山河收回来，给老子点香。”落款：赵二狗。
此时的西北并不平静。红军主力正往延安方向突围，国民党各路围追堵截，马家军又在甘宁青地带紧缩防线，企图卡死红军北上的通道。山匪们原本靠给地方军阀当耳目维生，可多年的战乱让他们也尝尽颠沛，心底对外侮同样愤恨。
张金龙在庙里包扎好腿伤，用土法烤过枪膛里的铅块，动一动仍刺痛难忍，却咬牙起身。后半夜，他沿着干涸的河沟摸黑赶路。途中遇见几名同样掉队的红军侦察兵，经对暗号，他得以加入队伍。他们清点口袋时，张金龙把那包银元全数掏出，甩在地上：“归公！”队长抬了抬眉，拍拍他的肩，把其中半数推回：“行军缺给养，先用着。”
十来个少年老兵绕道榆林小道，历时半月，总算摸到陕北根据地。见到伤兵接待站的红旗，张金龙浑身一松，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高烧难支。医护登记时问及来源，他只说在鞍子岭受群众搭救，并未提及土匪二字。那张黄布纸条，他一直揣在怀里。
冬已至。清涧河岸白霜封地，医疗所里简陋的土炕间，张金龙做了一个漫长的手术，取出残留弹头，才保住小腿。军医估算，他需静养三个月。但不到两周，前线急缺通讯兵，他主动请战。军医气得拍桌子：“命都不要？”小家伙只是笑了笑：“我还能跑，哨子也还在。”
后来的事很快传开：1936年春的直罗镇反击中，他背着电台穿梭弹雨，两次摔倒又爬起，把总指挥部的口令送到前沿，保证右翼突击队及时包抄成功。战后立功，却仍不肯提自己救命的赵二狗。有人问，他只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留着。那伙人也在抗日的路上。”
至于赵二狗一干人，史料寥寥。地方志有段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后，鞍子岭山匪解散，部分成员携枪投奔西北红军游击支队；有人判断那支队伍正是赵二狗带头归队。真假难考，但“放人还给钱”的传说却在沟峁间流传多年，村里老人提起时，总说“那帮刀口舔血的汉子，也有腰杆硬的时候”。
行文至此，张金龙才十三岁。他的脚已恢复八成，却留下终身瘸影。1940年，他随八路军参加晋东南反“扫荡”，在沁水一役负重伤，被授予“一等英雄”称号。战友回忆这位瘦小的报务兵时，总提到他随身的黄布纸条。“要是还有机会，一定替我到鞍子岭烧柱香。”他时常这么说。
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这位昔日小红军多次与日寇、顽军正面交锋。1948年冬季攻势，他在定边前线阵亡，年不过二十五岁。搜救时，战友在他贴身衣兜内仍摸到那张已经破损的纸条，墨迹模糊，只剩几个字能辨：保重、山河。
多年之后，鞍子岭脚下的寨子旧址只剩断瓦残垣，黄布包与银元早化作传说。可那一句“省下一颗子弹去打日本人”，像一束冷风里的火光，点亮了一个本该迅速熄灭的童年生命，也照见了乱世边缘的另一种血性——穷凶极恶与民族气节，有时候只隔一声少年人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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