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的武汉阳光刚刚爬上海子，机场跑道却格外热闹。黑色吉普安静停着，车门敞开，赵开义笔挺军装、油亮皮靴，正等候从飞机舱门走下来的几位首长。机舱门打开，刘伯承与贺龙依次出现。多年未见的老上级忽然驻足，抬手向他微微一笑，“老赵，现在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你可都沾上了。”一句调侃，把赵开义从紧张中拉回到熟悉的年代，也开启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牵系。
这场短暂重逢后，十余年再无见面。直到1986年3月，北京一通加急电报飞抵湖北黄石，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办公楼的传达室立刻乱作一团。电报上只有十二个字——“请赵开义同志速来北京”，落款却是“汪荣华”。不消多想，见惯硝烟的老兵瞬间明白：刘帅情况凶险。
赵开义已年过八旬，但步伐依旧利落。他没犹豫，拎起几十年前那只旧皮箱，带着子女换乘当夜的列车。车厢灯光摇晃，年轻乘务员好奇地打量这位老人，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急切。同行的家人轻声解释：“老首长病了，得赶快去。”寥寥数语，道出四十余载情谊。
到京次日清早，刘太行推门而入。一声“赵叔”哽在喉咙。两人无须寒暄，目光已尽显激动。车开向海淀的301医院，路旁杨柳泛青，车厢里却沉默。刘太行忽然想起母亲的叮嘱：“你赵叔叔当年是冒着危险把你送进延安的。”一句话让司机都不由轻轻踩了刹车，被这段旧事震住。
时间得回拨到1941年8月。百团大战的硝烟乍散，华北战局却更为险恶。日军清剿频繁，129师首长们不得不把年幼的孩子送往延安。那时刘太行才三岁，走夜路都要哭鼻子，谁来背他？刘伯承和邓小平碰头后，几乎同时想到了师部警卫员赵开义——那个打起仗来勇猛，平日却最能逗孩子笑的老实兵。
任务下达不过半小时，赵开义已背着一小包干粮赶到河边集结。行前，他只是朝刘帅敬了个礼：“保证完成任务。”夜色里，一支小队向西突围，同行的还有徐向前、杨尚昆等人。两天两夜翻山越岭，敌岗火把在山谷间晃动，河风带着泥腥味打在脸上。小太行睡得迷迷糊糊，大小便全在赵开义背上解决，汗水混着童尿，浸透粗布军衣。有人劝他换件衣裳，他摆手：“干净不顶用，孩子安全最要紧。”
黄河一过，危险骤减。第三天抵达120师兵站，正赶上贺龙会议间隙。见名单上写“赵开义”，贺龙爽朗大笑：“赵子龙护太子，可真巧！”一句玩笑缓解了长途奔袭的疲惫。又过几日，杨家岭的灯火终于出现在夜幕中。康克清把他们领进窑洞，先拍下合影，再写信捎回前线报平安。
一个月后，刘太行进了幼儿园，赵开义则被调去新的岗位。离别那晚，小家伙抱着他的腿不撒手，嘴里只会喊“爸爸”。老兵对战火习以为常，却第一次红了眼眶。
几十年过去，世事翻天覆地。赵开义在部队、在机关、在企业辗转，始终没向刘家提过任何要求。湖北冶炼厂里工友们只知道副经理脾气耿直，没人晓得他和刘帅的私交。直到那封电报出现，才让工厂门卫意识到：眼前的老同志，可不是普通干部。
回到病房，赵开义看到的刘伯承，脸色蜡黄，双目紧闭，再无昔日沙场风采。他俯身低语：“师长，赵开义来看您了。”嗓音未落，泪水早已模糊。汪荣华在旁轻轻摇头，想说点宽慰的话，又咽了回去。自1973年大手术后，刘帅身体每况愈下，长年在病床。此刻她只盼老友的声音能让丈夫清醒一刻。
病房外走廊长而安静。刘太行拉着赵开义的手，像孩童一样说：“当年您背我过河的事，母亲常常提起。”赵开义摆摆手：“那是组织需要，别老惦记。”一句看似随意，却把军人服从命令、义无反顾的本色展示得淋漓尽致。
短暂探视后，护士示意病人需要休息。赵开义默默退出。午餐时，汪荣华端起一杯白酒，声音低却坚决：“老赵，刘伯承敬你。”那酒色如泪，他却再也咽不下半口。餐桌上无人说话，只有瓷碗碰撞的轻微声响，道尽战友情义的厚重。
当晚返程，赵开义没有惊动任何人。火车隆隆驶出北京西站，灯光在车窗闪烁，他靠在座椅闭目养神。身旁儿子悄声问：“您怎么没留下联系方式？”老人叹了口气：“首长家有难，还麻烦人家做什么？”
四年后，广播里传来刘伯承病逝的消息，一向坚强的赵开义沉默良久，只说了句：“走得太快。”再过不久，他也在武汉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七岁。临终前，他留下的遗物里有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杨家岭窑洞前，一个孩子骑在他肩头，身后站着身材魁梧的康克清。照片背面写着八个字：甲子风雨，不负初心。
两位老人先后离去，关于那场黄河夜渡、关于那封急电的故事，却始终口口相传。有人感慨，战争年代的血火情谊，经得住时间，也经得住无数默默无闻的日子。赵开义和刘伯承，便是那段历史最朴素却最有分量的注脚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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