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谁在寒冬先报春
（ 2026-01-30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走笔
杜文杰
“蜡梅和梅花在植物界的亲缘关系，差不多就像豆汁和咖啡。”
站在卧佛寺的冬日暖阳下，当这句话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宣传中心主任冯达口中娓娓道出时，我不禁微微一怔。
视线所及，寺墙边那丛金黄正静静绽放，清甜幽远的香气弥漫在清冷的空气中——这分明是我记忆里梅花的味道。“先别急着下结论，”冯达笑着解释，“它其实是蜡梅”。
虽共享一个“梅”字，它们却来自全然不同的植物家族：蜡梅属蜡梅科，而梅花属蔷薇科。在形态上，蜡梅是灌木，花色如蜜蜡，香气浓郁，结的是不可食用的蒴果；梅花则是小乔木，花色多样，香气清淡，结出的却是酸甜可口的梅子。
原来，两种花只因花期相邻、香气相近，才在凛冬时节“撞了香”，酿成一场美丽的误会。其实关于二者的区别古人早有明辨，南宋范成大的《梅谱》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记载蜡梅时均称此物“非梅类”。
欲辨其究竟，须得先溯回“梅”的本源——那最初的“梅”，并非指凌霜傲雪的花，而是枝头青涩的果。
在《诗经》里，“梅”是生活滋味，也是情感信物。《摽有梅》中，女子借坠落的梅子向心仪之人传递心意，梅因音同“媒”，成了爱情的象征。
更早以前，梅子是重要的调味品。古人烹羹，盐梅并提，在醋还未普及的年代，梅子就是厨房里的“酸”之来源。至今一些地方仍用青梅炖肉，延续着古老的风味。
从汉代开始，梅逐渐作为花木被观赏。上林苑中已有“朱梅”“胭脂梅”的记录，梅开始从餐桌走向园林。
魏晋南北朝，梅花真正以花的姿态进入审美世界。“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的诗让梅花成为友谊与早春的象征。杨万里说得明白：“梅于是时始以花闻天下。”
从此，梅花与中国文人的精神深深联结。它在严寒中绽放，被赋予坚韧、高洁的品格。唐代禅诗“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宋代可谓爱梅的巅峰。林逋隐居孤山“梅妻鹤子”，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名句。陆游甚至愿“化身千亿”，守候每一树梅花。“梅花”也于此时，成为诗歌中独立的门类。
元代王冕痴爱梅花，自称“梅花屋主”，他的墨梅图题诗“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将梅花孤高的气质推向极致。至此，梅花彻底从实用果实升华为精神象征，在“梅兰竹菊”四君子中稳居首位。
梅韵不只在诗画中。琴曲《梅花三弄》以清冷之音写凌霜之姿，歌曲《一剪梅》传唱出梅花傲雪的形象，而《红梅赞》更让梅花与革命者的铮铮铁骨融为一体，赋予它一个时代的魂魄。
从青涩果实到孤高象征，从文人清趣到革命意象，梅花的形象穿越时空，始终映照着中国人心中那份对风骨与美好的执着追寻。
当我们重新回到卧佛寺的蜡梅树下，再看这满树金黄，便有了更复杂的感悟。
蜡梅不是梅。它没有经历从果实到花朵的文化长旅，没有被赋予“四君子”“岁寒三友”的重任，不曾承载“凌寒独自开”的孤高使命。它来得更单纯——因形似蜜蜡而得名，因香气清甜而受人喜爱。
但蜡梅又是幸运的。正因为它不在聚光灯下，反而葆有一种自在的天真。它不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需在寒冬里静静开放；不必“俏也不争春”，因为它本就开在春前。它的香气，就是给路过之人的一份小小馈赠。
据介绍，卧佛寺内静静挺立着近200株蜡梅，涵盖十多个品种，堪称京城赏蜡梅的核心胜地之一。这里的蜡梅，花期比梅花来得更早，也更绵长。尤以从河南鄢陵引种的“十月梅”为甚，农历十月便能窥见其金黄身影。寺内十多个品种次第开放，让这场花期盛宴能从当年11月，悄然绵延至来年3月。
当然，京城蜡梅的风景不止于卧佛寺。颐和园的亭台旁、北海的岸石边、香山梅谷的幽径深处、玉渊潭的水畔、景山的坡面，都藏着点点金黄，静候知音。传统造园艺术，在蜡梅的栽植上尤为精妙——它们常被置于步道转角、亭廊近侧、寺墙根下，绝非为了炫目，而是一场含蓄的东方邀约。
梅花承载着士人的道德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化身。它的绽放，总与雪、与寒、与逆境相关，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抗争，一种精神高度的宣示。蜡梅亦从容，它不挑战寒冬，只是静静地在严寒中找到自己绽放的姿态。
它们都在寒冷中开放，却诠释了两种不尽相同的生命态度：一种是以傲骨迎击风霜，在抗争中确证自我的价值；一种是以韧性顺应时节，在寂静中积蓄春天的力量。二者无分高下，共同构成了我们面对严酷环境时的精神气象。
站在蜡梅树下，我忽然明白：我们之所以将蜡梅误认为梅，或许并非眼力不济，而是文化记忆的深情投射。那冬日里对芬芳的渴望，对生机的寻觅，让我们在遇见任何一抹寒冬亮色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呼唤那个最熟悉的名字——梅。真正报春的从来不是某一种花，而是所有在严寒中依然选择绽放的勇气。
当第一缕香气挣脱枝头，春天，便已经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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