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向伊朗出口武器装备主要国家有三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前苏联）。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1979年以前），是伊朗与美国的“蜜月期”，伊朗空军装备了清一色的美式战机，包括79架F-14A“雄猫”战斗机、数百架F-4“鬼怪”、F-5“虎”式战斗机等。此外，还采购了大量“霍克”地空导弹、“麻雀”、“响尾蛇”、“不死鸟”空空导弹及“小牛”空地导弹等武器系统。
伊朗装备的F-14A战斗机
在苏联时期（1990-1991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曾从前苏联采购过一批武器装备，苏-24M攻击机：约20架，米格-29战斗机：约20架。
伊朗空军F14A和米格-29
俄罗斯时期（1992年至今）：自苏联解体后，伊朗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经历了多次波折，但近年来交易规模显著扩大。伊朗在上世纪90年代曾从俄罗斯引进了3艘基洛级潜艇。
伊朗海军的基洛级潜艇
根据2025年底被黑客曝光的内部文件，伊朗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采购总计48架苏-35战斗机，总价约65亿美元。首批16架已在生产中，计划于2027年交付。此前的报道（如2023年）曾提及64架的总数，但最新信息指向48架。
除了战斗机，伊朗还向俄罗斯采购了包括防空系统、导弹在内的多种装备。作为交换，伊朗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如“Shahed-136”无人机（俄方称为“Geran-2”）和多种弹道导弹，形成了“武器换武器”的模式。
伊朗“Shahed-136”无人机
在两伊战争期间，中国向伊朗出口了大量武器装备，成为伊朗重要的军火供应国之一。根据SIPRI（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和相关历史记录，中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口主要包括以下类别和数量：
战斗机：伊朗通过朝鲜等中转渠道，从中国采购了40多架歼-7战斗机和24架歼-6战斗机，用于防空和空战任务。
伊朗装备的歼-7战斗机
装甲车辆：伊朗获得了1000多辆63式装甲车，用于步兵机动和支援作战。
火炮系统：包括59-1式130毫米加农炮等大量牵引式火炮，以及107毫米火箭炮，这些装备被广泛用于边境阵地战和火力支援。
防空导弹：伊朗部署了红旗-2（HQ-2）地对空导弹系统，用于保护重要城市和军事设施。
岸舰导弹：伊朗获得了“蚕”式（C-801/C-802）岸舰导弹，并利用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只进行打击，1986年曾发动106次袭击，严重影响全球航运。
多年来伊朗长期奉行“抵抗外交”，反对西方主导的秩序，构建了以“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为核心的地区代理网络，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以及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与美国及其盟友形成对抗。
伊朗装备F-4战斗机和幻影F1
尽管联合国对伊朗的常规武器禁运已于2020年10月18日到期，但美国仍单方面维持对伊朗的严厉制裁。美国通过“次级制裁”威胁任何与伊朗进行重大军贸的国家，尤其在金融结算、技术转让和零部件供应方面施加巨大压力。中国虽有应对机制（如昆仑银行），但进行大规模先进武器交易仍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的严重紧张，其政治风险远超经济收益。
中国歼10C战斗机
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而非单一装备的比拼。伊朗空军主力仍是上世纪的美制F-14、F-4等战机，其预警机、数据链、电子战系统和后勤保障体系已经严重落后。即使中国出口先进的歼-10C等战机，伊朗也缺乏与之配套的作战体系来发挥其效能，极易成为“活靶子”。中国更倾向于提供导弹技术、无人机等能直接提升伊朗防御能力的装备，而非昂贵的先进战机。
伊朗自研的岸舰导弹
最为关键是，这些年来伊朗情报系统曾多次发生高官被暗杀、核机密泄露等事件，整个军事体系屡屡被渗透，毫无秘密可言。中国担心，将歼-10C等装备的核心软件、雷达代码和作战系统交付伊朗，一旦技术信息泄露，将严重损害中国武器的声誉和下一代武器的研发优势以及国际竞争力。这种核心技术的外泄风险，是中方决策时的重中之重。
况且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曾是美国的盟友，拥有大量美制装备，对西方装备有深厚的技术认同。尽管美国后来断供，但伊朗军方还是仍对俄制装备（如苏-35）抱有更高期望，认为其技术源头与西方更接近。相比之下（我国在两伊战争中提供大都是仿俄式武器，且当时武器装备性能也很是一般），使中国武器在伊朗部分军方人士心中仍存在“技术源自俄罗斯”、“性能不如原版”的刻板印象。
综上所述，中国之所以不向伊朗出口先进武器，并非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合作”，而是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权衡利弊后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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