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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北京的冬天比往年更冷，京西宾馆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四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会正开到僵持处。
审查组的人把一叠材料拍在桌上，指着郭沫若的名字说："1938年武汉撤退时他就是逃兵，这种人怎么能当代表？"
这话像块冰砣子砸进滚烫的政治漩涡，谁都知道，这时候被扣上"历史问题"的帽子意味着什么。
要弄清楚这事儿得倒回1938年10月，武汉城已经能听见日军的炮声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200多号人挤在长江码头，印刷机、宣传品、伤兵药品堆得像小山。
郭沫若当时是厅长，按理说该跟着大部队往重庆撤，可他却带着几个人辗转去了香港。
就因为这个，17年后有人翻旧账，说他"临阵脱逃"。
那天的码头简直是个马蜂窝。
日机在天上扔炸弹，江水拍着船帮哗哗响，200多号人要带着物资上船，光靠喊根本没用。
后来据当时在场的老员工回忆，郭沫若嗓子都喊哑了，一会儿指挥人搬设备，一会儿扶着伤员找座位，忙得像个陀螺。
等最后一批人上了船，他才发现自己的行李早不知道被挤到哪儿去了。
本来想跟着大部队走，可这时候周恩来派人送来密信让他去香港创办《救亡日报》。
现在倒好，有人拿着份没他签名的《紧急转移令》说事儿，好像笔杆子就不算抗日似的。
1975年审查会开到第三天，消息就传到了周恩来耳朵里。
那时候总理刚做完手术，医生不让他熬夜，可他听完汇报直接从床上坐起来："备车，去西花厅。"
总理那天是真动了气。
"《救亡日报》印了多少期？动员了多少华侨捐款？这些账怎么不算？"他越说声音越响，最后指着材料说："你们说他是逃兵，那我这个批准人算什么？"
审查组的人当场就哑火了。
后来才知道，总理为了找这些证据，让秘书翻了三天档案。
有份1942年的《新华日报》剪报，上面登着郭沫若在重庆演《屈原》的盛况，台下观众跟着台词喊"打倒卖国贼"，把当时的特务都吓得不敢出声。
这种用笔杆子打仗的人，怎么就成了"逃兵"？
资格审查最后当然是通过了，但郭沫若心里那口气没顺过来。
会后他去西花厅道谢，总理握着他的手说："沫若啊，笔杆子也是枪杆子，这账迟早要算清楚。"
没想到这话成了预言1975年10月，总理手术前特意把1938年的调令原件封存，亲笔写了句"沫若同志系受我委派赴港，任务特殊"。
那天档案馆的老研究员跟我说，看到总理批注的时候手都在抖。
你想啊，一个人用生命为另一个人作保，这种信任在那个年代多难得。
现在回头看这事儿，哪是简单的历史问题。
就像他说的："保一支笔，就是保一个时代的尊严。"
这话现在听着，还是让人心里发烫。
前几天去郭沫若故居，看见他晚年写的那首《西厅夜话》："风雪护花夜，西厅有暖灯，笔耕非战罪，留与后人评。"
墨迹都有些淡了，可字里行间的委屈和感激，倒像是昨天刚写的。
历史这东西有时候真像个糊涂账，好在总有那么些人，愿意用自己的肩膀扛住真相，不让好人受了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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