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闽台地区的“玛尼堆”：隐秘、古老且独特|佛塔|文笔塔|玛尼堆|石堆|石塔|神龛|闽台地区

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澎湖西屿乡外垵村“镇煞三仙塔”（摄影：香港景祥祜）

论闽台地区的“玛尼堆”

作者：林鸿东

引言：从西藏到闽台——隐秘且普遍的文化现象

玛尼堆，这一源自雪域高原的宗教与文化符号，通常被认为是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信徒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添加石块累积而成，石上常镌刻六字真言，既是祭祀山神、地方守护灵的露天祭坛，也被赋予镇慑妖魔、净化空间的神秘功能。这种以垒石为基本形式的信仰实践，看似是青藏高原独特的文化景观，然而，在距离西藏数千公里之外的东南沿海——福建与台湾地区，一种形态相似、功能相通的石垒厌胜物，正悄然进入笔者的视野。它们或无名，或以“塔仔”、“仙塔”、“路堆”、“石笋”等为名，零星地散布于村头水尾、山巅路口，承载着当地民众的祈福、镇煞、禳灾等朴素愿望。本文将这类广泛存在于闽台地区，以垒石为基本特征，兼具厌胜、祭祀、风水等多元功能的民间构筑物，统称为“闽台玛尼堆”或“闽台仙塔”，并试图通过历时七年的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系统阐述其分布、形态、功能、文化源流及其在闽台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圈中的意义。

第一章发现之旅：闽南玛尼堆的田野调查历程第一节初识：翔安金柄的启示

2019年9月11日，笔者在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进行田野采风时，首次注意到一座奇特的石垒风物。它呈四棱锥形，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垒砌而成，中部设有供奉土地公的简陋神龛。询问邻近村民，仅知是用于“拜拜的镇风之物”，具体渊源已不可考。这座粗朴的石堆，其形态与功能描述，瞬间令人联想起遥远的西藏玛尼堆。出于文化敏感，笔者将其初步界定为一种地方性的“玛尼堆”现象，并撰文发布于《鹭客社》平台。

文章发布后，迅速引发了闽南地区文史爱好者与研究者的关注与反馈。漳州云霄县的文友王桑坤首先发来该县下河乡七高磜村“玛尼堆”的照片。此堆呈半球体，当地称为“大路堆”。几乎同时，漳州长泰县的王伟鹏也提供了其家乡枋洋镇科山村的“玛尼堆”影像。科山“玛尼堆”位于溪道拐弯处，旁有刻着“笏砂”二字的石碑。“砂”在风水术中指龙脉周边起护卫作用的丘阜、建筑物，此碑刻明确指向了其风水功能。当地人称之为“塔仔”。这些来自漳州的信息初步印证了笔者的猜想：这并非孤例，而很可能是一种在闽南地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文化遗存。

第二节拓展：厦漳泉莆的广泛分布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案例陆续浮现：

漳州地区：

长泰山重村水尾塔：规模宏大，为七层鹅卵石垒砌的台阶式实心结构，通高8.45米，底层直径达14米。据《闽南日报》载，其始建于宋末，具有镇邪与“把水尾”（于水流出口处建物以留住财气）双重功能。塔刹石柱刻有佛教尊号，体现了佛道元素的融合。

平和安厚镇马堂村“玛尼堆”：有三处人工造的文峰尖，当地流传此三处文峰尖是明代安厚进士张一栋发动族人所作，有俗话称”马堂造尖山，壶嗣当大官”。

漳浦旧镇霞屿村塔尾尖：呈六边锥形，高9.2米。塔身阴刻“第一峰”及纪年“明天啟甲子（1624年）”，这是目前发现的第一座有确切纪年的“闽南玛尼堆”，将其历史实物证据上推至明代。

诏安太平镇河边村石堆：村民模糊地称之为“伯公”（土地神），暗示了其可能兼具微型土地庙的功能。

东山鹰仔山”玛尼堆“：鹰仔山有两座“塔”，一座阿育王塔，一座是“玛尼堆”。有人认为两座都是佛塔。

东山城垵村“玛尼堆”。

泉州地区：

永春三塔：包括五里街镇高垅村的米升塔（设有石阶）、吾边村的鱼篓塔、虎豹关附近的挡煞塔，均被明确称为“塔”，形态更为规整。

南安大塔寨山石塔：位于山顶寨堡之中，被称为“大塔”，可能兼具瞭望、风水文笔塔或寨堡祭祀功能。

南安崧山村石塔群：最为震撼，在同一山头上分布着十二座石塔遗迹，构成一个“玛尼堆群”。残存石碑刻有“天官赐福”、“神卦驱煞降祯祥”及八卦图案，道教色彩浓厚。其地处风口，主要功能应为镇风。

南安罗山石塔群：位于南安东田罗山林场凤巢行政村罗山自然村双冠尖，山头因“玛尼堆”得名。据南安乡土研究者洪少霖实地调查，共有六座，其中两座已毁，两座损毁严重。山顶下言约五百米处，也曾有一座，已毁。

泉州笋江石笋与德化碧坑石笋：形似男性生殖器，是古老生殖崇拜的物化遗存，学术界多认为与古闽越文化或印度教影响有关。从广义的“垒石为祭”角度看，亦可纳入“玛尼堆”文化现象的考察范畴。

莆田地区：

仙游县菜溪岩寺庙“镇邪塔”：其身份在墓塔、舍利塔、镇妖塔等说法间扑朔迷离，体现了这类石堆与宗教场所结合的复杂性。

厦门地区（翔安之外）：

同安云顶山石塔群：同安、安溪、南安三县交界的云顶山三界碑有两座”玛尼堆“，已部分损毁，也有人认为是新堆的，待证。

第三节深化：翔安区域的系统调查

笔者以翔安区为焦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搜寻，累计发现十二处遗存，勾勒出区域内“闽南玛尼堆”的分布网络：

村门村“玛尼堆”（把水尾）：此“玛尼堆”呈三角锥形，石堆中同样设有神龛。其地点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大帽山农场村门村。村门“玛尼堆”与金柄“玛尼堆”极为相像，只不过金柄“玛尼堆”是四角锥形。此玛尼堆现已坍塌了一角。据村门村村民黄团结介绍，神龛中供的也是土地公，大帽山的”玛尼堆“，早先曾有一些，现已所剩无几。村民曾在”玛尼堆“边上盖了一座土地公庙，与此玛尼堆作用一样，都是”把水尾“之用。

金柄村“玛尼堆”（镇风、镇煞）：位于新圩镇金柄村。金柄风水塔意义重大，因为它是我发现的第一座“闽台玛尼堆”。金柄风水塔，呈四棱锥形。石堆中有神龛，神龛中供奉土地公。所以，它既是风水塔，又是土地庙。我请教金柄村的黄奕管老先生，黄奕管老先生告诉我，“玛尼堆”附近的山坑里曾经死过不少小孩，葬小孩尸体的陶瓮一度到处都是，估计是山坑附近人家为防小鬼魂灵的影响，垒起石堆祭祀。

村尾村寨仔头“文笔塔”：位于村尾村的笔山上，已损毁严重。

村尾村曾溪岭古道“土地公双塔”：据悉，曾溪岭古道的双塔，分峙于山路两旁，塔中均有神龛，神像虽已逸失，从民间称为土地公塔的称谓看，供奉神灵当为土地。曾溪岭古道是自古有之，却被地方志书忽略的山间古道。昔时，村民通过古道时，须在双塔上用石头压上金纸，作为过路时的祈福惯例。

乌营寨山三塔：距广化寺遗址不远处，其中一座较为完整，一座已严重破损，一座只有遗址，大抵是镇煞之用。位于前往广化寺的小道的路口外侧。

蔡厝文笔塔：又称蔡厝石笔塔。塔身呈圆锥形花岗岩实心结构。传说其与隔海相望的大嶝“砚台石”呼应。原为笔状巨石，后被毁，清代重修时改为筑塔。塔刹刻字，东为：“释迦大帝”，西为：“清水祖师”，南为：“广泽尊王”，北为：“玄天上帝”，西北为：“文笔朝天”，西南为：“光绪六年吉”，东北为：“十二月卯日”，东南为：“董事张寒罪、张寒俊、张寒源仝立”。从刻字内容看，主要是东西南北各有一神灵，分别为释迦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玄天上帝。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的文字合起来则是落款：“文笔朝天，光绪六年吉十二月卯日，董事张寒罪、张寒俊、张寒源仝立”。塔刹刻字确认了石笔塔的修筑时间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二是确认了石笔塔的功能确与文笔塔有关；三是确认了石笔塔同时也是镇煞祈福的风水塔。

乍画山三塔：乍画山为翔安区的古代名山，现位于香山西侧山岭。乍画山风水塔，又称乍画山“玛尼堆”，共有三座，呈圆锥状，并列隐藏于山头的密林。其功能众说纷纭。《翔安文旅》公众号2016年曾发一文，认为乍画山上早就有一石塔，是九溪海港的航标。元初，当地民众因感念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在原航标石塔旁增建两塔，以三塔象征三杰，故称为“三忠王塔”。这种说法不知源自何处，值得商榷。

这些发现表明，翔安地区很可能与南安一样，都是“闽台玛尼堆”一个高密度分布和形态保存较为多样的核心区域。

第四节跨越：从闽西到澎湖，从大陆到海岛

笔者研究的视野并未局限于闽南核心区。2024年以来，新的线索将这一文化现象的分布范围大幅拓展：

闽西客家地区：据读者提供线索，龙岩长汀、上杭、平和等地发现山顶人工垒砌的半球形或锥形石堆，客家人称之为“作尖”、“文峰尖”或“峰岽”，其功能明确为营造风水上的“笔峰”，以昌盛文运。这揭示了“垒石为祭/为镇”习俗在福建不同民系间的流布与功能衍化。如长汀新桥镇新店村靠近龟岭一带的山顶上有一座直径六米左右的半球形“玛尼堆”。此“玛尼堆”保存较为完整。诏安张半山先生对客家民俗较为熟悉，他认为这是用于风水布置的“作尖”，也就是人为制造笔峰尖（文峰尖）。张半山的说法让笔者想起泉州南安柳城街道祥堂村大塔寨那座被称为“大塔”的“闽南玛尼堆”，“大塔”的位置刚好也是位于高高的山尖，而其本质，很可能就是风水意义上的文峰塔。长汀河田镇蔡坊村背后的山顶也有文峰尖，客家人称之为“峰岽”；有人称上杭庐丰乡的“笠玛岽”就是人造风水山顶。看来，客家人有因风水需要，在山头堆石作尖的传统！

台湾澎湖列岛：通过香港城市大学景祥祜教授的线索，笔者接触到澎湖地区广泛存在的“仙塔”或“镇煞塔”。以西屿乡外垵村的“东、西三仙塔”为代表，它们多呈圆锥形，常附有刻着“玉皇大帝勅令某府王爷…镇煞”字样的石碑，直接将闽南民间信仰中的“王爷”崇拜与镇煞功能结合。澎湖“仙塔”形态保留相对完整，功能明确（主要镇风煞），且与聚落风水布局紧密相关，为理解原乡“玛尼堆”提供了珍贵的“活态”参照。

浙南沿海：浙江宁波宁海等地出现的“紫金岩塔”等类似风物，提示“东南沿海类型”的玛尼堆文化可能拥有更广泛的分布范围。

至此，一个以闽南（厦漳泉）为核心，北向延伸至莆田、浙南，西向辐射至闽西客家地区，东向跨海覆盖台湾澎湖等岛屿的“闽台地区玛尼堆文化分布圈”已初现轮廓。

第二章形态、功能与文化内涵解析第一节多元形态与朴拙美学

“闽南玛尼堆”在形态上呈现出一种“原始的多样性”：

几何形态：四棱锥形（金柄）、三角锥形（村门）、半球形（七高磜、长汀）、圆柱形、六边锥形（塔尾尖）、台阶式圆形（山重）。

规模：小者如金柄石堆，底径不过数米；大者如山重水尾塔，堪称巨构。

材料：多以天然石块、河卵石干垒而成，后期部分（如澎湖仙塔）使用水泥抹面。

附加结构：常见设有小型神龛，内供土地公、王爷或其他神祇塑像；部分附有碑刻，标明神号、功能或纪年；个别如永春米升塔设有石阶，山重塔有带雕刻的塔刹。

尽管形态各异，它们共享一种朴拙、粗粝的美学风格。不同于精雕细琢的佛塔、文峰塔，这些石堆垒砌随意，不加修饰，透露出浓厚的民间自发性和原始祭祀色彩。这种“朴拙感”，正是其被视为“原始形态风水塔”或“古老灵石崇拜遗存”的重要视觉依据。

第二节复合功能与民间信仰体系

“闽南玛尼堆”的功能绝非单一，而是深深嵌入闽台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呈现高度的复合性：

风水厌胜功能（核心功能）：

把水尾：最常见功能之一。在村落水流出口处建塔，旨在“关锁水口”，聚气留财，防止财气外泄。科山、山重、村门等案例均与此相关。

镇煞：抵御各类无形煞气。包括镇风煞（崧山塔群、澎湖仙塔）、镇邪煞（金柄可能镇小儿魂、菜溪岩镇蛇精传说）、镇地煞等。

文笔塔/文峰尖：通过在山顶或特定方位垒石成尖，象征“文笔”，祈求文运昌盛。蔡厝文笔塔、客家“作尖”、大塔寨山石塔均属此类。

补地势：如澎湖外垵三仙塔，传说为平衡东西山势、调节男女寿数而建，是风水术中“补山”理念的体现。

祭祀与信仰载体功能：

灵石祭祀：最原始的层面，是对石头本身灵力的崇拜与祭祀。

神灵祠祀：石堆上的神龛或附属小庙，使其成为土地公、王爷等神祇的供奉场所，如诏安“伯公”说、澎湖王爷碑刻。

生殖崇拜：以“石笋”为典型，承载祈求子嗣、繁衍昌盛的古老愿望。

丧葬与超度：有村中长老称金柄石堆与历史上婴孩葬地的关联，暗示了其可能具有安魂、镇墓的功用。

实用与空间标识功能：

镇风防灾：在风口地带建塔，有实际减缓风害的期望。

导航地标：位于山顶、海岸的石塔，可为渔船、行人指引方向。

边界与领域标识：设立于村口、古道旁，具有标识空间领域、保佑出入平安的意义，如曾溪岭双塔的过路祈福习俗。

这些功能往往交织共存，一座石堆可能同时承载着风水调整、祭祀神灵和标识空间等多重意义，反映了民间信仰功利性、综合性的特点。

第三节文化层累与信仰融合

“闽南玛尼堆”并非单一文化层的产物，而是呈现出清晰的“文化层累”现象：

原始基底：最底层是源于远古的“灵石崇拜”和萨满教性质的垒石祭祀传统，这是全球性玛尼堆现象的共同源头。

闽越文化层：如“石笋”代表的生殖崇拜，可能保留了古闽越文化的某些因子。

风水术植入层：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风水学说在闽南的盛行，将这套原始的垒石习俗系统地整合进风水实践体系，赋予了其“把水尾”、“造文笔”、“镇煞位”等复杂的风水解释与功能，使其逐渐演变为“风水塔”的原始或简易形态。

佛道及民间信仰附丽层：佛教的佛号（山重塔）、道教的符咒与神祇（崧山碑、澎湖碑）、闽南特色的王爷信仰、土地公信仰等，陆续附着于这些石堆之上，为其增添了新的宗教内涵和仪式内容。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闽南玛尼堆”，是原始巫术、风水实践、佛道仪式与民间神灵崇拜历经漫长岁月融合、层累而成的文化复合体。

第三章命名、定位与学术意义第一节命名之争：“玛尼堆”、“仙塔”与“风水塔”

如何称谓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学术问题。

“闽台玛尼堆”：或“闽南玛尼堆”，此命名强调其与西藏玛尼堆在形态和原始宗教内核上的相似性与同源性，有助于将其置于全球性“垒石祭祀”文化谱系中进行比较研究。缺点是容易让人误以为直接源于藏传佛教传播。

“闽台（南）仙塔”：采纳了澎湖地区的民间称谓“仙塔”，突出了其本土性与民俗信仰色彩，且“塔”字与其后期演化形态（风水塔）及民间认知（塔仔）吻合。这一称谓更具地域亲和力。

“原始（形态的）风水塔”：侧重于其在闽南塔文化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强调其是后来那些结构复杂、造型精美的风水塔、文笔塔的雏形或简易版。

笔者认为，在学术讨论中，可以并行使用“闽台玛尼堆”和“闽台仙塔”，前者侧重文化比较视野，后者侧重本土民俗语境。两者共同指向一类事物：闽台地区以垒石为基本形式，融合厌胜、祭祀、风水等多种功能的民间厌胜物。

第二节文化定位：东亚玛尼堆文化的东南沿海类型

天津大学“玛尼堆”研究团队告诉笔者，垒石祭祀是一种遍布欧亚大陆的古老文化现象。除西藏玛尼堆、蒙古敖包外，东北亚的韩国“社郎堂”、日本“十三堆”等，皆是其地域变体。笔者认为，闽台地区的“玛尼堆/仙塔”，正是这一全球性文化现象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具体表现形态，可称为“玛尼堆文化的东南沿海类型”。

其特点在于：

深厚的风水文化烙印：与东亚其他地区相比，风水理论对其形态、选址、功能的解释与塑造作用尤为突出和系统。

高度的民间信仰融合：与闽台丰富繁杂的民间神祇（王爷、土地公等）信仰紧密结合。

鲜明的海洋与环境适应性：功能上特别强调镇风、护渔、导航，适应了沿海及岛屿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

跨越海峡的文化连续性：在福建沿海与台湾澎湖等地保持高度相似的形态与功能，是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有力实物证据。

第三节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填补研究空白：传统建筑史、民俗学对塔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型佛塔、文峰塔，对此类散落乡野、造型朴拙的原始风水塔、原始石头堆关注不足。本研究系统性地收集、记录并初步分析了这一大量存在的文化遗存。

深化闽台文化关系认知：澎湖“仙塔”与闽南“玛尼堆”的惊人一致性，如同“风狮爷”、“剑狮”等文化符号一样，为“闽台文化区”的存在提供了又一个坚实的例证，证明了两岸在深层次民俗心理与空间营造智慧上的共通性。

揭示民间信仰的实践形态：展现了风水术、民间宗教如何从抽象的学说、仪式，转化为具体、可见的社区公共空间构筑物，反映了民间智慧如何应对自然与社会中的不确定性。

助力文化遗产保护：笔者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考古专家的帮助下，推动了金柄“玛尼堆”成为近期的四普文物。然而，绝大多数此类石堆、原始风水塔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面临自然坍塌、人为破坏或彻底遗忘的威胁。本研究旨在唤起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视，为后续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奠定基础。

第四章结论与展望：风中的记忆，海上的乡愁

始于2019年秋日金柄村那次偶然的邂逅，一场持续七年、跨越闽台两地的文化追寻渐次展开。从厦门翔安的村落到漳州的溪畔，从泉州的山巅到莆田的寺内，从闽西的客家山岭到台湾澎湖的离岛礁岩，那些沉默的石堆——无论被称为“玛尼堆”、“仙塔”还是“塔仔”——如同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文化密码，被逐一辨识、记录与解读。

它们形态朴拙，却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层累：底层是跨越族群的、人类对灵石最古老的敬畏；其上覆盖着闽越先民生殖崇拜的朦胧记忆；再往上，是根植于农耕与海洋社会的风水智慧，为村落寻求安宁与昌盛；最表层，则附着着佛道神圣与民间杂神的斑斓色彩。它们是活态的“地方性知识”，是社区应对自然风险（风、水、疫）、调节社会心理（镇煞、祈福）、营造文化景观（文笔、地标）的集体创造。

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澎湖列岛，那些矗立于风口、铭刻着“王爷”名号、被称为“仙塔”的石堆，与闽南原乡的“玛尼堆”构成了跨越海洋的镜像。它们不是文化的复制，而是共同文化基因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生长与表达。这再一次确证，台湾的文化根脉深深扎在福建的土壤之中，两岸共享着同一套关于空间、神灵与福祉的认知体系与实践传统。

“从剑狮到风狮爷，从风狮爷到闽台玛尼堆”，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播与变异链。而“闽台玛尼堆”或“闽台仙塔”这一文化现象与文化符号的梳理与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国塔文化的内涵，也为东亚乃至全球的垒石祭祀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东南沿海案例。它让我们窥见了一个“风中的福建”，一个善于在严酷自然环境中运用智慧与信仰寻求平衡的福建；也让我们感知到一个“海上的福建”，一个将文化种子随帆影播撒到海峡对岸乃至更远岛屿的福建。

展望未来，对“闽台地区玛尼堆”的研究仍有广阔空间：更系统的考古断代、更深入的功能比较研究、更细致的仪式活动记录、与藏蒙日韩等地类似现象的深度比较，以及最重要的，如何让这些日渐湮没的文化遗存得到有效保护与当代诠释。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唤起更多学者与公众对此类看似“粗陋”却内涵丰富的文化景观的关注，共同守护这份跨越山海、联结两岸的“风中的记忆”与“海上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