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获得的情报，掌握了毕阳的真实情况，曾派员前往毕阳宅第去查看。毕阳的母亲、妻子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毕阳划清界限，社会部为此也没用追究家属的责任，对此毕阳的家眷对人民政府自是感激不尽，但这样一来，邻居都知道原来毕阳是“军统”特务，逃到台湾去了。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对毕家人就不免另眼看待了。毕家人原本跟外界接触就不多，现在干脆闭门不出。
当时毕阳的老母亲整天在家里念佛，妻子任丹蕊每天出门两次，早上送九岁的儿子上学兼带买菜，下午去学校接儿子。由于生活低调，这几天一直令附近一带人们风声鹤唳的红桃大盗抢劫案，毕家三口竟然丝毫不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防范意识了。
12月8日午夜时分，已经入睡的毕宅女主人任丹蕊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她头脑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政府来人了，夜半登门，应该是有什么急事，任丹蕊匆匆穿上衣服，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楼下去应门。哪知她刚刚打开屋门，台阶上已经站着三条黑影了。任丹蕊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个激灵!
对方身穿深色中山装，头戴干部帽，帽檐压得有点儿低，脸上戴着口罩，手上戴着白纱手套，其中一个肩上挎着个军用挎包。为首一个开腔道：“别害怕!你是……”
“我……我叫任丹蕊。”
“我们是市局的，有点儿急事找你。”那人一边说着，一边亮出了证件。
任丹蕊稍感放心，点点头把来人往屋里让。请来人在客厅落座后，此人就让任丹蕊把老太太和孩子都喊来， 一家三口集中到客厅后，婆媳俩眼睁睁地望着对方三人，等着他们透露消息，此时先前亮证件的那人开口了，内容却令婆媳俩莫名其妙：“家里有绳子吗？”
六十岁的毕母不知所措，无法作答。任丹蕊呢，迟疑地摇头：“没……没有。”
这是时，那人朝旁边一位打了个手势，那位在底楼这边转了转，进了原先娘姨住的那间屋里，里面传出几下像是撕开布匹的声响，不一会儿，那人手里拿着几根撕开的被单返回客厅。
直到此时，三个不速之客终于露出了强盗的真面目，二话不说就将一家三口绑了起来，拴在桌腿上，嘴里堵上了从卫生间拿来的毛巾。女主人任丹蕊被匕首已经抵住了脖颈，让她说出保险箱密码，吓得任丹蕊紧闭着眼睛乖乖说了出来。
强盗上楼进了女主人的卧室，打开了保险箱，将里面的二十五两黄金、二百多枚袁大头十来件首饰、两千多美元以及任丹蕊临睡前摘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金表悉数劫走。下楼后，发现客厅一角的那口玻璃橱里的饼干听、咖啡罐、奶粉瓶，于是就冲了奶咖，把前天任丹蕊刚刚买的两斤饼干吃光。接着，他们从卫生间拿出拖把，把楼上楼下凡是他们踏到过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最后，依旧拿出喷筒，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这才离去。
可怜毕家三口给绑在客厅的那张餐桌上，无法挣脱，如果不是早晨六点送牛奶的工人按门铃没见反应，觉得不对头，唤来了邻居众人一起推门入宅察看，后果不堪设想。这已经是红桃大盗所作的第四起抢劫案。
专案组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情况，先让居委会把毕老太和孙子送医院检查，女主人任丹蕊还行，就留下向刑警叙述案发情况。刑警听说对方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不禁暗吃一惊，寻思红桃大盗还真了得，冒充电灯公司抄表工觉得不过瘾，竟摇身一变做起了警察!于是就问那证件是什么样子的。任丹蕊说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本本，捏住了封面的大半个位置，朝她一亮。她看见那个本本的下方印着一行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警察老柳把自己的证件拿出来：“是这样一个本本吗？”
任丹蕊看了看，眨着眼睛：“好像比您这个本本稍稍小了一圈。”
几个警察相互看了几眼，不禁就觉得奇怪了。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是全市统一的，封面都是市局落款，至于是哪个部门哪个分局的，是填写在里面贴照片的那页上的，哪来的比真证小一圈的工作证？若说是劫匪伪造的吧，那为什么不伪造尺寸相同的呢？
刑警何守杰此时表示：“这小子肯定是拿了本自行车执照来冒充了!”
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了，上海发放的自行车证照。车证是一个硬封面，内有两页记载该车及车主情况和注意事项的纸张。车证封面下方印着的那行市局落款跟警察的工作证是一样的，因此盗窃犯一定是利用车证冒充起警察来了， 现场勘查自然没有发现什么痕迹。
返回分局后，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这时，忽然接到北站分局的电话，说他们前天在站前广场上抓到一名扒手，在其身上发现了羚羊角，问专案组是否要过来查问一下。
专案组接到这个电话的一瞬间，立即一种直觉：这是一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破获很有可能就此破获。
当时的上海的火车北站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都是上海最重要的火车站，发往外埠、外埠抵达上海的火车发车点与抵达点都是北站，北站一年到头的人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热闹，正好给扒手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作案条件。
扒手罗三就是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在站前广场上抓到的。当时，一个便衣发现罗三儿从候车室出来，就盯上了一个带孩子的中年妇女。便衣凭经验一看罗三儿的那双眼睛，就知道这小子是吃这一行饭的，遂决定抓现行。不多时，当罗三儿下手作案时，被便衣逮个正着，铐上铐子就带到不远处的警务室。
进去之后，在罗三儿身上搜出赃款若干，还有一个长近一尺、宽高各为寸余的小布包，这是他在候车室从一个候车的旅客那里扒窃来的。民警把层层叠叠包在外面的布头解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截动物犄角。几个便衣民警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就放在一旁，然后清点赃款。罗三儿之前扒得的两个钱包中的钱钞加起来竟有上百万元，就这样，给罗三儿被送到看守所。
那笔赃款和像是动物犄角样的赃物，就由便衣带到分局办公室去了。按规定，赃款、赃物都得上交治安股登记领。治安股则按规定一周交两次，每隔三天一次。今天恰好是交赃款、赃物的日子，一干便衣都涌进了治安股长的办公室。当时负责登记的民警一见动物犄角，不禁一惊：“我的妈呀，羚羊角啊!这是中药里最为名贵的一味，价超黄金。这么长一截，要值多少钱哩!”
这一惊呼，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当下一看赃物，马上拿出了专案组的那份协查通知，又看了看“羚羊角”说道，这很可能是赃物，于是立刻按照协查通知上的电话号码给专案组打电话。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分局，把那截羚羊角取来。又找来一个老中医的进行辨认，确实是羚羊角，强调这是最珍贵的一种中药材。
接下来，是要弄清楚这截东西是不是“天年堂”被劫的赃物之一。出于稳妥考虑，专案组没把东西拿去请失主辨认，而是派员去“天年堂”询问：被劫的羚羊角有多重？当下让账房先生核查后，说被劫的那支羚羊角重三两一钱七分。专案组辛强借用化学实验室的天平称下来，果然是这个重量。于是确认这是赃物。
然后，就去讯问扒手罗三儿。罗三儿交代，这个布包是他去北站候车室行窃时，从一个旅客携带的挎包里顺手窃得的。那个旅客的挎包里还有其他东西，对于扒手来说，最理想的当然是现钞。他站在那人后面，但那旅客十分谨慎，罗三儿就决定顺手窃取了这个条状的布包。
至于那个旅客是怎么一副模样呢？这个罗三儿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根本没和对方正面对视过。但罗三儿却说，他听见此人曾问过别人去昆山在哪里排队。专案组觉得这个线索比能够说出对方是怎么一副模样还有价值，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分析案情。
一部分警察认为，从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个劫匪带有明显的西郊本地腔来判断，此人很有可能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参与作案后，携带分得的赃物回昆山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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