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的重庆，白市驿机场，飞机不等人的。
一架C-47运输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得像个疯子，把地上的烂泥和落叶卷得满天飞。
机舱里塞满了国民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个脸色煞白，恨不得飞机立刻就飞。
眼瞅着舱门就要关上，一个军官探出头来，扯着嗓子对着空荡荡的跑道喊：“郑蕴侠！
郑蕴侠少将！
还差一个郑蕴侠！”
喊破喉咙也没用，跑道上连个鬼影都没有。
没人晓得，这个在同行嘴里被称为“西南利刃”，杀人不眨眼的中统大特务，这会儿正躺在进城的路上，脑瓜子嗡嗡响，浑身骨头跟散了架似的。
一场“恰到好处”的车祸，把他死死地摁在了重庆城里，眼睁睁听着那架能带他活命的飞机，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浓雾里。
那架飞机，隔开的不只是海峡，是把他前半辈子的人生整个给铡断了。
他脚下的路，一下子从金光大道拐进了死胡同，这一走，就是六十年。
想当年，郑蕴侠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1907年生在重庆放牛巷，家里是吃官家饭的。
这人脑子好使，19岁就考进了黄埔军校四期，跟林彪、张灵甫这些人都是同学。
那时候的他，还是个热血青年，笔记本上写着“国仇未报心先死，何以安魂？”
，一门心思想着报效国家。
就因为这股劲头，他入了蒋介石的法眼，被亲自点名，进了中统。
这一进去，人就变了。
他把黄埔军校学来的本事，加上自己天生的那股狠劲，全用在了特务这行当上。
他这人，活得特别拧巴。
抗战的时候，他是英雄。
跟着远征军跑到缅甸，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身上挂过勋章。
可一回到国内，他又变成了魔鬼。
在中统的西南特训班里，他当教官，专门研究怎么对付共产党。
1938年在桂林审一个地下党，他连刑具都不用，光靠一张嘴，玩心理战，就把人家的防线给攻破了，手段毒辣得让自家人都背后发凉。
他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是1946年的重庆校场口血案。
那时候，各路民主人士要开个大会，上面下了命令，要郑蕴侠去搅黄它。
他提前找了几百号地痞流氓，扮成普通老百姓混进会场。
等到郭沫若、马寅初这些大学者一上台，他手一挥，这帮人就抄着棍子、砖头往上冲，见人就打。
会场上哭爹喊娘，血流了一地，二十多个人被打成重伤。
这事一出，郑蕴-侠在国民党高层里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成了人见人怕的“干将”。
从一个想保家卫国的学生，到一个专搞自己人的特务，郑蕴侠的前半辈子，就像一出被时代推着走的烂戏。
他手里的刀，捅过侵略者，但更多的时候，是对着那些想让这个国家变好的人。
时间快进到1949年，解放军的炮声已经快要轰到重庆城下了。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整个盘子都快崩了。
郑蕴侠作为中统在西南的大头目，接到了最后一个任务：烧文件。
那些见不得光的档案，一张都不能留。
对他来说，这活儿熟门熟路。
他亲眼看着一把火，把无数人的血泪和冤屈烧成了灰。
干完这一切，他坐上自己的车，一脚油门就往机场赶。
那张飞往台湾的机票，就是他的护身符。
可就在去机场的路上，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一辆大卡车毫无征兆地从斜刺里冲出来，狠狠撞在他的车上。
他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再醒过来，头痛得要裂开，耳朵里只剩下飞机引擎远去的嗡嗡声。
这不是意外。
那个开卡车的司机，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这场车祸，就是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目标只有一个：把郑蕴侠这条知道太多秘密的大鱼，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飞机飞走了，他的官职、同僚、前途，所有的一切，都跟着那架飞机一起飞走了。
被留下的郑蕴侠，成了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通缉犯。
为了活命，这位前少将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他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贵州盘县、兴义这些犄角旮旯里乱窜，最后在一个叫务川的偏远小县城停了下来。
他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刘正刚，说自己是个逃难来的生意人。
为了藏得更深，他把自己当特务时学的那些本事全用上了。
他娶了个当地的农村妇女，那女人一个大字不识，正好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粗人，大字不识，说话带脏字，在自己的小杂货铺里算账，还故意算错，让街坊邻居占点小便宜。
他怕跟人打交道多了露馅，甚至有段时间跑到深山里躲着，跟人说自己要“闭关修行”，活得跟个野人一样。
可装得再像，骨子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
1957年，当地供销社丢了一批布。
公安来找他这个邻居问话，就是例行公事。
问他看见布是怎么没的，他琢磨了一下，想形容一下布匹消失得无影无踪，嘴里下意识就蹦出来四个字：“简直是不翼而飞。”
就这四个字，让问话的公安当场就愣住了。
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文盲”，嘴里怎么能说出这么文绉绉的成语？
这事透着古怪。
公安人员立马就警觉起来，这个“刘正刚”绝对不是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场跨省的调查悄悄展开，压在箱底的旧档案被翻了出来。
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个在务川县城里窝了八年，唯唯诺诺的小商人，竟然就是名单上那个血债累累的中统“西南利刃”郑蕴侠。
八年的潜伏，躲过了无数次搜查，最后栽在了一个成语上。
被抓的时候，郑蕴侠出奇的平静，好像这一天早晚要来。
审讯的时候，他什么都交代了，自己干过的那些事，一件不落，甚至主动供出了一大批还没被发现的潜伏特务。
因为他这个态度，加上有些事过了追诉期，死刑最后改判了十五年。
在贵州的劳改营里，没了打打杀杀，也没了勾心斗角，郑蕴侠开始有大把的时间去想自己的过去。
他意识到，自己这双手上沾的血，这辈子是洗不干净了。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也算是赎罪，他主动跟管教申请，要在犯人里当个文化教员，教大家识字。
在那个特殊的讲台上，他好像找回了点年轻时候的自己。
据后来跟他一起改造的人回忆，他讲一本《新华字典》，比当年在黄埔军校上课还认真。
他不仅教字，还一个一个地纠正那些犯人的口音，平仄声调都讲得清清楚楚。
1975年，上面发了特赦令，郑蕴侠因为改造表现好，提前出了狱。
他被安排到务川县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
后来，因为他这个特殊的“历史见证人”身份，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最讽刺的是，当年那些挤上飞机，跑到台湾的旧同事们，后来大多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中被整得死去活来，没几个有好下场。
反倒他这个被“扔下”的，在新中国的大陆，活了下来，还活到了102岁。
晚年的郑蕴侠，对自己干过的事从不遮掩。
临终前，他留下一句话：“不求洗白，但求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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