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邓春兰坐在弟弟家的门槛上，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桃子，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反复摩挲着手腕上的两道伤疤——那是两次自杀未遂留下的痕迹，旁边的弟弟邓云超攥着她的手，指尖泛白，生怕一松开，姐姐就会从自己眼前消失。
2004年，邓春兰通过相亲认识了熊海涛。那时她刚满19岁，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跟着媒婆走进熊家的院子，看见熊海涛站在桃树下笑，以为自己找到了下半辈子的依靠。可她没想到，从结婚那天起，自己就成了熊家的“生子工具”。结婚第一年，邓春兰就怀了孕，婆婆胡腊妹每天变着花样炖鸡汤，嘴里念叨着“先有女儿再有儿子，将来能照顾弟弟”。可孩子落地的瞬间，护士说是“女孩”，婆婆的脸立刻拉成了长白山，连月子都没好好伺候，只留下一句“下次一定要生儿子”。
接下来的10年，邓春兰的生活变成了“怀孕—生子—再怀孕”的循环。她几乎一年生一个，每次产后休息不超过四个月。10年里，她一共生了8个孩子，无一例外都是女儿。第三胎之后，婆婆开始说“家里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偷偷把刚满月的婴儿送了人。邓春兰哭着问孩子去哪，婆婆摔了碗：“你连儿子都生不出来，还有脸问孩子的下落？”
第七胎的时候，邓春兰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她天生就少一个肾，连续的怀孕生产让仅有的肾严重水肿，医生拿着诊断书警告：“已经到了尿毒症前期，再生育会有生命危险。”可熊海涛抱着她的肩膀说：“再试最后一次，说不定这次就是儿子。”邓春兰看着丈夫的眼睛，咬着牙点了头。第八胎临盆那天，邓春兰被推进手术室，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签字的不是熊海涛，而是婆婆的妹妹——邓家人直到孩子出生，才知道姐姐又进了鬼门关。好在医生拼尽全力，邓春兰捡回了一条命，却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婆家的态度彻底变了。婆婆把邓春兰的行李箱扔出门，指着她的鼻子骂：“生不出蛋的母鸡，滚出我家！”丈夫熊海涛收拾行李去了外地做生意，三年里只回家过两次，连生活费都不给。邓春兰只能去小区门口的餐馆洗盘子，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11点，手泡得发白起皱，每个月赚的2000块钱，一半用来买治疗肾病的药，一半用来给留在身边的两个女儿买奶粉。
邓春兰不想离婚，她从小就没了妈妈，跟着爸爸和弟弟长大，比谁都渴望有个完整的家。可熊海涛两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婆婆甚至叫来公公，把她强行推出门，行李箱砸在地上，里面的衣服撒了一地。邓云超把姐姐接回家，看见她藏在枕头底下的安眠药瓶，吓得整夜不敢睡觉，就坐在姐姐床头守着。
邓云超翻出姐姐的诊断书和8个孩子的出生证明，红着眼眶对记者说：“她10年生8个孩子，每生一个都要半条命，现在婆家说赶就赶，连孩子都不让她看。”记者跟着邓云超找到熊家，胡腊妹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佛珠，哭着说：“我好吃好喝伺候她，她却打我骂我，还想分我们家的房子？做梦！”公公熊振先拍着桌子喊：“房子早被我儿子卖了，钱用来做生意亏了，她一分钱都没有！”
记者拨通熊海涛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冷：“我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最多给20万，要就要，不要拉倒。”邓春兰坐在弟弟家的床上，摸着怀里两个女儿的照片，眼泪打湿了相框：“我只是想有个家，为什么这么难？”
邓云超攥着姐姐的手，看向窗外的夕阳：“既然他们不仁，我们就走法律途径。姐姐的安置房、孩子的抚养费，该要的我们都要。”邓春兰抬头，眼里终于有了点光，她摸着手腕的伤疤，轻声说：“我想看看孩子们……”
邓春兰跟着记者来到熊家楼下，隔着铁门往院子里看。院子里的桃树下，小女儿穿着粉色裙子在跑，她认出那是自己去年给孩子买的生日礼物。邓春兰刚想喊“妞妞”，门“吱呀”一声开了，胡腊妹拿着扫帚出来，看见她就骂：“你还敢来？再不走我叫人了！”邓春兰往后退了两步，眼泪掉在地上，记者赶紧扶住她，她哽咽着说：“我就看一眼……就一眼……”
旁边的邓云超捏紧拳头，掏出手机翻出姐姐被打的照片——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额头上的肿包，还有嘴角的血痂。他说：“他们打我姐，还说我姐打他们，哪有这样的道理？”记者跟着邓云超去了社区，工作人员说：“我们会帮她联系妇联，尽量争取最大的权益。”
晚上，邓云超给姐姐煮了碗番茄鸡蛋面，加了两个糖心蛋。邓春兰捧着碗，热气模糊了眼睛。她夹起鸡蛋，咬了一口，突然说：“弟，我想打官司。”邓云超抬头，看见姐姐眼里的坚定，点头说：“我陪你。”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照在邓春兰的脸上。她摸了摸怀里的女儿照片，轻声说：“我要回我的孩子，要回我的房子，要回我13年的青春。”邓云超握住她的手，说：“会的，都会回来的。”
邓春兰跟着弟弟去了律师事务所。律师翻着她的诊断书和结婚证，说：“你有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也有权要求孩子的抚养权。”邓春兰坐在椅子上，手指绞着衣角，突然笑了——那是她这三年来第一次笑，像一朵终于要开的花。她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想起19岁那年，自己跟着媒婆走进熊家的院子，桃树下的熊海涛对她笑，风里飘着桃花的香。可现在，她终于明白，那个院子从来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弟弟的手心里，在律师的笔记本里，在自己重新活过来的勇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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