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月13日，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骑着濒死的矮马，出现在贾拉拉巴德城墙下。
救援队问他：军队在哪？他回答：我就是军队。
这个人叫威廉·布赖登，一名苏格兰军医。
在他身后，是超过一万六千人的累累尸骨。
大英帝国在亚洲最惨烈的军事灾难，就这样以一匹马、一个人的画面，定格在历史深处。
布赖登抵达城门时，头骨已经被削掉一块。
刀是阿富汗人砍的。能活下来，全靠他在帽子里塞了一本《布莱克伍德杂志》。
那本杂志挡住了致命一击，刀锋只切掉了一层头皮和部分颅骨。
城墙上的英国士兵目睹布赖登骑马靠近时，整个人已经接近虚脱。那匹矮马据说进了马厩就倒下，再也没站起来。
贾拉拉巴德的守军连续几个夜晚在城门挂灯、吹号角，希望能引导其他幸存者找到方向。
没有人再来。
1839年的时候，大英帝国以"帮助阿富汗建立合法政府"为名义，派出两万多人的远征军。
目标很明确：扶植一个亲英政权，阻止俄国人染指这片战略要地。
开局顺利得像演习。英军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攻占坎大哈，拿下加兹尼要塞，一路杀进喀布尔。
被流放近三十年的沙·苏贾在英国刺刀的护送下重登王位。
帝国上下一片欢腾。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出在这种"没问题"的心态上。
英军高层认为大局已定，开始享受胜利果实。
驻军指挥官埃尔芬斯通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体差到连马都骑不稳，却被任命为喀布尔最高军事长官。
这个人的特点是优柔寡断，遇事就开会，开完会就拖延。
更离谱的是驻扎位置。
英军放弃了易守难攻的巴拉希萨尔堡，跑到喀布尔东北角新建了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选址堪称灾难——四面环山，地势低洼，布满沼泽。
防线拉得太长，兵力根本铺不过来。补给仓库居然设在三百英里外的独立堡垒里。
这相当于把脖子主动伸到别人刀口下，还把盾牌扔到几百里外。
阿富汗人的怒火在地底下燃烧了两年。
沙·苏贾的统治完全靠英国刺刀维持。部落酋长们表面顺从，暗地里恨透了这帮异教徒。
英国人以为金钱可以收买一切，却不知道在阿富汗，侮辱比贫穷更难以忍受。
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
最先遭殃的是英国高级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
人群围攻他的住宅，英军驻扎在几公里外，竟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救援。
伯恩斯被拖出来，当街砍死。住宅被点燃，火光照亮了整个喀布尔的夜空。
这把火，烧掉了英国人最后的威慑力。
叛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各部落武装从四面八方涌向喀布尔。
英军被困在那个糟糕的营地里，补给断绝，弹药告急。埃尔芬斯通依然在开会、犹豫、等待。
最终，英国人不得不和叛军首领阿克巴·汗谈判。
阿克巴·汗开出条件：英军撤退，保证安全通行。
英国人信了。
1842年1月6日，撤退开始。
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距离约九十英里。
队伍包括四千五百名英印士兵，一万两千名随营人员——厨师、马夫、仆役，还有军官们的妻子和孩子。
这支队伍要穿越的，是兴都库什山脉最险恶的峡谷地带。
一月的阿富汗，积雪齐腰，气温零下二十度。
布赖登在日记里记载：撤退第一夜，大批印度士兵就被冻伤，不得不丢弃在雪地里。没有人回头看他们一眼。
所谓的"安全通行"，从第一天起就是个骗局。
阿富汗部落武装从山顶俯冲而下，在狭窄的山口设伏。
英军队伍拉得太长，首尾不能相顾。
前面的人被截杀，后面的人被围歼，整条峡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
布赖登后来回忆当时的场面：混乱到了极点。
他被人拉下马，一把阿富汗弯刀砸向头顶。
那本塞在帽子里御寒的杂志救了他一命。
刀锋切开帽子，削掉一块头皮和颅骨，血流满面。
他爬起来，发现自己的马跑了。一个快死的印度骑兵把马让给了他，说：我的时辰到了，你骑上去走。
布赖登把这个印度人扛上马背，想带他一起逃。没骑出多远，人已经断气了。
第六天夜里，整支队伍只剩下不到一百人。
1月13日清晨，最后的二十名军官和四十五名士兵在甘达玛克被包围。
那是一座光秃秃的小丘，无险可守，无路可退。
这些人背靠背站成一圈，用刺刀和石头做最后的抵抗。
没有人投降。到中午时分，小丘上已经没有一个活人。
布赖登不在这批人里。他在前一天夜里和十几个骑马的军官脱离了大队，想骑快马冲出去报信。
这十几个人在法塔巴德遭遇伏击，死了一半。
剩下的六个人继续逃，马一匹接一匹倒下，人一个接一个被追上砍死。
最后只剩布赖登和另一个军官。那个军官的马彻底跑不动了，他跳下来，朝布赖登喊：你去报信，我在这里挡一挡。
布赖登没有回头。他知道回头就是死。
距离贾拉拉巴德还有二十多公里，布赖登遇到了最后一批阿富汗人——二十个步行的部落民。
他们没有枪，只有石头和刀。
布赖登用缰绳咬在嘴里，双手挥舞残破的军刀，硬生生从人群中冲了过去。
一个阿富汗人举枪射击。子弹打碎了布赖登的刀，只剩刀柄上一截残刃。
就这样，他骑进了贾拉拉巴德的城门。
消息传回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当场中风。
大英帝国的骄傲被这场灾难彻底击碎。一万六千人出发，只有一个军医活着回来。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
维多利亚时代画家伊丽莎白·巴特勒后来创作了著名油画《军队的残余》，画面上布赖登骑着奄奄一息的矮马，孤零零地出现在城墙下。
这幅画成为帝国创伤的永恒象征。
布赖登本人活了下来，后来参加了第二次英缅战争，又在1857年的勒克瑙围城战中负伤。
这个人仿佛有九条命，最终于1873年在苏格兰老家善终。
阿富汗人至今把1842年的胜利视为民族骄傲的象征。
喀布尔的使馆区至今以阿克巴·汗的名字命名。
驻阿富汗的外国记者最常去的酒吧叫"甘达玛克小屋"，就是那场最后决战的地名。
英军在阿富汗南部的一座基地，干脆用布赖登的名字命名为"苏特营"。
三十年后，英国即将陷入第二次英阿战争。
当年亲历这场灾难的乔治·劳伦斯写信给《泰晤士报》警告：撤离喀布尔的教训，应该永远作为对未来政治家的警示。
没有人听。
参考资料： 《远征桀骜难驯之邦：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灾难性纠葛》·澎湃新闻·2021年8月 《英阿战争》·解放军报·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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