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佐藤秀男，出生于1927年。
我的名字，被记载在日本关东军《留守名簿》第251页，那已是无法删除的历史笔迹。
1942年，我16岁，以少年雇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
那里有一个更隐秘的名字:高桥班，专门负责鼠疫研究，后来它有另一个名字叫731部队。
报到第一天，班长就指着一排笼子对我说：“你的任务是先弄清楚，多少鼠疫菌能让一只豚鼠在预定时间内死亡。”
他直言不讳的告诉我，我们的一切研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把鼠疫菌变成武器”。
我的日常工作由此展开。我负责饲养和解剖那些实验动物，主要是豚鼠和老鼠。我们用它们来测试不同菌株的毒力，计算精确的致死剂量。
这段时间，我亲手解剖的动物超过一千只。手术刀划开皮毛，取出内脏观察。
我最熟悉的景象是：感染鼠疫菌后，动物的肺部会严重充血，而肝脏和胰脏会迅速变黑、异常肥大。
我很快明白，动物只是初级“材料”。
我冰冷地记录下这些数据，因为它们将直接应用于下一阶段。
在我旁边记录数据的老兵们偶尔会低声提及“马路大”——那些被关押在工厂东侧七栋、八栋特设监狱里的人，那里的窗户永远被封死，周围有持枪哨兵。我们叫它“四方楼”。
他们说：“人体实验，一直都在那里做。” 那里戒备森严，只有高级别的老手才能进入。
我虽未亲手参与，但我知道，我那些记录着豚鼠死亡时间的数据表，最终都会在那里得到验证。
部队的逻辑很清晰：动物实验提供基础数据，而只有人体实验能给出战场需要的精确结果。
而那些被实验的人吃得比我们好，后来我才知道——健康的“材料”才能产生有效的实验数据。
后来，我被调入制造工厂。那是一个巨大的温室，恒温37摄氏度——鼠疫菌最喜欢的温度。
铝制的培养罐一排排矗立，每个都比我高。我的工作是将营养液注入，等待24到48小时，然后收集罐壁上增殖的灰色菌膜。
“这一罐能装满五枚炸弹。”技术员平静地说，仿佛在讨论啤酒产量。事实上，我们的月产量稳定在300公斤，技术员说，“这些量足够毁灭所有人类。”
这些菌液被浓缩、封装，有的被装入陶瓷炸弹弹体，做成炸弹，我参与过装载作业，知道这些炸弹将由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带到中国各地的城市上空。
有的被制成块状，投入河流与水井。
我们被称为“老鼠部队”，因为我们大量捕捉老鼠，用它们繁殖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这是部队的“王牌武器”，杀伤范围广，难以防御。
到了1944年，我已经能边吃饭边讨论哪种菌株致死最快。解剖动物时，我不再注意它们最后的痉挛，只关心器官病变程度是否符合预期。
我们的生产线像钟表一样精密：捕捉队从各地抓来老鼠，我们用老鼠繁殖跳蚤，跳蚤感染鼠疫菌，最后制成“王牌武器”——鼠疫跳蚤炸弹。
跳蚤的杀伤范围比单纯播撒菌液广得多，能钻进房屋、衣服。“最大程度造成伤亡”，这是生产会议上反复出现的词。
我很少去想“伤亡”具体意味着什么——某个母亲，某个孩子，某个像我来满洲前在老家见过的农夫。我的思维已经分段隔离，像我们的实验室一样：培养室、解剖室、数据室，互不干扰。
我趁乱逃离，回到日本。之后四十多年，我试图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手术刀的感觉会突然回来——不是金属的冷，而是切开尚存温度的动物身体时，那种轻微的抵抗感。
还有我知道却未曾亲见的、四方楼里的寂静惨叫……它们会在深夜清晰浮现。
时间流逝，我老了。一些学者一直在寻找我们这些历史的当事人，希望将真相留给后世。
其中一位是西里扶甬子女士，她长期致力于揭露731部队的罪行。最终，在1991年，我面对她的摄像机，说出了埋藏心底47分钟的证言。
我深知自己不配得到宽恕，我还是决定将它的运作方式、它的冷酷逻辑公之于众。
我要让世人知道，那场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在实验室里，用科学和工业体系精密包装的反人类罪行。
那47分钟的录像，在2019年由西里扶甬子女士捐赠给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直到今年，它以完整的面貌公之于世。我所说的每一个细节——部队编制、生产流程、实验目的——都与《留守名簿》、遗址遗物以及其他队员的供词严丝合缝，相互印证，构成了证据链上牢固的一环。
我知道，我的证言填补了历史的一块空白，它从内部说明了细菌武器如何从实验室的构想，走向工业化量产，最终成为屠杀工具。这是一份来自罪恶制造者一方的直接供状。
这，就是我在731部队的全部故事。真相不会因为讲述者的逝去而消失，哪怕再过100年，1000年……我的名字，仍然在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留守名簿》第251页，那已是无法删除的历史事实。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