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今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前身，1896年由洋务派重臣盛宣怀发起创办，次年正式开学。1898年，盛宣怀又在虹口谦吉里（靠近北四川路）设立译书院，选派学生中能译能文的佼佼者数人，择译东西洋新书。根据洋务派的实际需要，盛宣怀制订了实用主义的译书方针，选题“以练兵为急务”，“理财、商务、学校次之”。因此，南洋公学译书院最初推出的几乎清一色兵书，直至1899年4月张元济担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之后，出书方向才有根本的转变。
南洋公学旧址
现有兵书“译之无甚用处”
1899年春，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而被革职来到上海。盛宣怀找张，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拟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张随即致严复（又陵）书，告以南洋公学将设译书局，自己将入内，欲印严译《支那教案论》，请严复作序，甚至“书式欲与鄂刻《天演论》一律”也计划好了。并以译书数事相询：一、“拟延上等英文译员一人，专译书，不理他事，每日六钟能译几何？月修须若干两？”二、“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三、关于译专门字典事。四、选定书籍，发人包译，请严复为总校。五、“包译如何办法，如何给费？”并请严复推荐译者。《支那教案论》原名《在华传教士》，英人宓克著，是严复涉足译坛的第一部译著。1892年严复翻译完成后，没有正式出版，其手稿即呈送给李鸿章，以后其手稿本和副本则在官绅中广为传阅，张元济看好此书。但严复则认为，“此书尚是一人一时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其体例不尊，只宜印作小书，取便流传足矣！”。[1]这时张元济还未进译书院，他已全身心地规划着将来。
张元济先生在南洋公学（1901年）
这年4月，张元济入译书院任事。经过几天考察，他熟悉了情况，译书院已译或正在印刷的都是兵书，包括《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作战粮食给与法》《军队给与法》《陆军学校章程汇编》《宪兵条例汇编》《军队教育方针》等，其他准备翻印的23种书也都是军事书籍。正在此时，一位叫细田谦藏的日籍译员译《战术》已毕，来询续译何书。张元济感到有必要亮出自己的观点，改变译书方向才是。他致函公学总理何嗣焜，云：
他一开始就意识到所译兵书，“无甚用处”，而译介日本各项法规则十分紧要。何嗣焜当日谒见盛宣怀，递上张的函件。盛毕竟会用人，对张元济否定自己既定方针并不在乎，反而很欣赏年轻人的远见卓识。他很快采纳了张元济的提议。
清理旧译，遍登广告
张元济不赞成过多译印兵书，但对于译书院已译、待译各书依然认真负责加以清理。在他入主译书院之前，南洋公学从未做过广告。1899年6月27日《申报》首次刊出南洋公学译书院广告，接连数天，这显然是张元济的主意。广告介绍四种新书，已超出兵书范畴：
接着，又在《新闻报》《中外日报》与《时报》刊登新出书籍广告数则，一般均连续几天，扩大了销路和影响。何嗣焜得知张之洞也在组织译印兵书，向盛宣怀呈文曰：“近阅日报，知湖广督部堂张亦在广译兵书，诚然两不相谋，或致重复。除将已译、拟译各书目登报声明外，相应缮折，呈请宪台俯赐咨明湖广督部堂查照。”呈文中张元济亲笔开列书目“已译之书”8种、“选定拟译之书”23种，并注明各书版本，有的还标明作者。[3]从现存盛宣怀档案一份1900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所译书目表》（铅印本）显示，包括《支那教案论》在内共22种，已出十种。其余均在翻译校对中。
管理方面盛宣怀也听从张元济等的建议，完善了与日籍译员及北洋学生所定翻译合同，译书进度与报酬都有严格规定。1901年7月，盛就所译各书分送事致札张元济，“请烦查照，希将南洋公学所译各种关乎政治书籍，每种检呈二部，以便分送南洋大臣政务处甄采毋迟”[4]。盛又就“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上折朝廷，“兹先将公学所译各书已经排印十有三种，敬谨装治成套，赍送军机处，恭呈御览。尚有译成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二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俟排印齐全，再行赍送。至坊肆中近来译印各书甚夥，拟择其正当者编成目录，另咨政务处，俾备采取。”[5]
1900年初，张元济撰写了一份《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呈报盛宣怀。包括“翻译”“校阅”“印书”“售书”等栏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谈及译稿质量时，他指出：“本年购买译稿唯《原富》价昂，而译笔亦独精审。如此文字，此后恐不易多得。至《万国通商史》《日本近政史》，则芜冗殊甚，尚宜大加削润也。”首推严译《原富》。张元济亲自校核《日东军政要略》一书，其他各书由郑孝胥、孟森等参与校阅。印书找的是商务印书馆和美华书馆。说到收支情况，他实事求是向盛宣怀发出数据警告：印书化了1029两，售书仅回收57两。《日东军政要略》印1000部，送114部，销49部，存837部；《战术学》印1000部，送113部，销90部，存797部，其他各书差不多如此。连张元济看好的严译《支那教案论》，印2000部，送27部，销仅57部，库存达1916部。张提议要“广登告白”“添寄售处所”，请盛出面“官销各省学堂及各营”[6]。盛宣怀听从张的提议，向各省督抚发出照会，请求向南洋公学译书院购买出版物。
《原富》：翻译史上的杰作
《原富》，现译《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该书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它系统阐述国民财富形成机制、分配规律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涵盖劳动分工、自由贸易等理论。严复秉持“信、达、雅”准则，除译文外又撰有许多内容扎实、思想深刻的案语，兼具学术严谨与语言考究的特点。张元济得知严复在译《原富》，当即表示译书院可印行。他入主南洋公学译书院不久，在一封致夏曾佑信中就托夏向严说项，志在必得：
在与严复的通信中，两人就翻译进度、词义表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严氏提出，日后“销售利益……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8]，即实行版税，这在当时还是破天荒的创举。张向盛宣怀极力推荐《原富》说：“
严又翁所译《原富》发挥新理，深切著明三百年来泰西各国商务之盛，无不导源於此。果能融会贯通，岂特睥睨桑孔。月前又翁适以事来沪，已将尊意转达。据称现译第二十册，尚余四册及序例、本传，三、四月内如无人事相扰，夏秋之际当可观成。鄙意拟赶於年内出书，尚不知能如愿否也？”[9]
严复译《原富》题签及版权页
《原富》分甲、乙、丙、丁、戊五部，1900年12月甲部上下二册出版。广告云：“原书共分五部，现在先印甲部，约得十二万言，即日出售，仍在上海广学会、扫叶山房、中西书室三处寄售。其余四部暨斯密本传、原序及本书所附地名、人名、杂名各表，中西年表，一俟甲部印成，即行续印。”[10]《原富》乙丙部合订一册，1901年5月出版。该书的问世，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译书院从兵书到社科类的转变，《原富》出版可谓标志性事件。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书评，盛赞《原富》给国人带来新思想：
对于严氏所加案语，梁启超也加以肯定，认为“大率以最新之学理，补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刖择力，所益实非浅鲜”。梁又说，“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他感到有遗憾之处，“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11]。《新民丛报》1902年第3期、第7期继续刊登对《原富》的评论，并请严复回答读者的提问。天津《国闻报》转载严复答复《新民丛报》读者的文章，《北洋官报》与《鹭江报》刊登桐城大家吴汝纶为严译《原富》所撰序文。这些都为《原富》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元济不仅促成了《原富》译稿的完成，而且默默地为译著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1903年1月《原富》全书出齐，共五部、8册。末册印有“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书出版，书经存案，翻刻必究”，书中尚刊有译书院已出书目56种。严复在《译事例言》中言：“又此译中西编年及地名、人名、物义诸表，则张菊生比部、郑稚辛孝廉於编订之余，列为数种，以便学者、考订者也。”《中西年表》起自西历前二十四世纪“唐尧元载”，迄于西历第十九世纪清庚子年。
立宪风潮中的
《日本法规大全》
1901年春何嗣焜病逝，盛宣怀任命张元济为代总理，接管包括创办特班在内的所有教学事宜，译书院之事仍由他兼管着。这时他考虑的译介新选题中有《日本教育法规》，这年秋冬之际又将视线投向日本全部法规。
那时，张元济先生已辞去南洋公学代总理职务，继续主持译书院工作。一次他与新任公学总理沈曾植（子培）论及清廷“变法”诏书，说：“我国变法不能无所师，求师莫若日本。法律之学，探本穷原，非一朝夕之事，欲亟得师，莫若多译东文书，先条文而后理论”。沈极赞成，“于是有翻译《日本法规大全》之议”[12]。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在一份奏折内，提出了翻译政治、法律图书“先章程后议论”的原则，表示“现拟先译日本法规，以启其端”[13]。显然采纳了张元济的主意。当时南洋公学成立了以习法律为主的东文班，筹译《大全》恐怕也有日后为学生提供教材的意思。尽管译书院已在译《日本教育法规》，但要译《大全》这样大部头书，谈何容易。张元济求助于任驻日使馆参赞兼留学生监督的老友夏地山。夏慨然允诺。不及一年，译稿已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然而因文字多出于留学生之手，水平不高，而且由数人翻译，体例不一。经过几个月整理，仍无法印行。1902年5月，张元济在呈文《译书院撙节办法》中专门提到《大全》问题：
但是，由于1903年初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不久公学又因经费不继，撤销译书院，《大全》一书随之“中辍”。直到1904年，盛宣怀责成张元济继续从事，并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商务编译所全体成员努力之下，终于1907年全书出版。载泽、戴鸿慈、吕海寰、沈家本、袁世凯、端方、岑春煊、大隈重信、盛宣怀等撰序。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该书发挥了很大作用。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书影
（商务印书馆1907年）
据统计，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书籍达69种，兵政24种，科学教科书18种，商务10种，历史7种，政法5种，地理4种，宗教1种。从它后期的一份广告看，社科类书籍已占主要地位。除《原富》外，还有《英国文明史》《张弼士侍郎商务条议》《西比利亚铁路考》《英国财政志》《亚东贸易地理》《商业实务志》《欧洲商业史》《政群源流考》《万国通商史》与《美国宪法史》……[15]南洋公学译书院是我国最早实行版税制度的出版机构。《原富》出版不久，市场上就出现长沙益元书馆、知新书局及广东书贾等多种翻印本。因前已声明版权，遂向各省地方官交涉，“既已查明，应照章专案禁销”，结果“吊销翻版”，“并候札飭江海关道，照会领袖总领事馆暨分行租界委员，一体查禁……”[16]从此中国出版业有了严禁盗版的行业共识。
今年是《原富》出版125周年、《日本法规大全》出版120周年，特撰小文以资纪念，并缅怀张元济先生为近现代文化事业所做出的不朽功绩。
2026年1月于上海浦东
明丰花园南窗下
注释
[1]据1899年3月29日至4月5日间、4月5日严复致张元济两信，张人凤、何菲主编《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第165至170页,上海交大出版社2024年6月。
[2]1899年4月28日张元济致何嗣焜书,《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20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
[3]《何嗣焜为译书院已译拟译各书呈请咨明湖广总督事呈盛宣怀文》,《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第118至120页。
[4]《盛宣怀为南洋公学所译各种政治书籍分送政务处事致张元济札》(1901年7月23日),同上,第130页。
[5]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第132页。
[6]张元济《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同上,第7页。
[7]1899年6月13日张元济致夏曾佑书,同上,第66页。
[8]1900年3月2日严复复张元济书,同上,第179页。
[9]1900年4月29日张元济致盛宣怀书,《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第71至72页。
[10]《新闻报》1900年12月25日。
[11]《绍介新著》,《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第114页。
[12]张元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序》,《张元济与交通大学史料汇编》第45页。
[13]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同上,第140至141页。
[14]张元济《译书院撙节办法》,同上,第39页。
[15]《南洋公学新书出版》,《新闻报》1903年10月18日。
[16]《版权》,《新闻报》1903年12月30日。
作者简介
柳和城，1944年出生，浙江鄞县人。1978年开始业余文史研究并发表作品。著有《张元济传》《孙毓修评传》《百年书人书楼随笔》，以及 《张元济年谱长编》（合著）、《穆藕初年谱长编》（合著）与《叶景葵年谱长编》、《书里书外——张元济与中国近现代出版》、《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友朋尺牍》等。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李海燕】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
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