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本人上大学的那个时期，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上，还是沿袭原来的老的观点，凡是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包括对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十分肯定，说是进步的革命行动。那时候仍然是革命崇拜。我记得自己写作业的时候，还称赞太平天国运动是石破天惊的伟大的革命行动。
但是近年来看了很多中国近代史方便的著作，了解了很多历史真相，原来的看法就有了很多改变。对于太平天国这个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了新的认识。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之一。它以“拜上帝教”为精神旗帜，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纲领，构建了一套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社会理想。
这一理想主义图景，既折射出底层民众对封建压迫的深刻反抗，也承载着传统民本思想与外来宗教观念的奇特融合。
然而，这场持续十四年、席卷十八省、一度定都天京的宏大实践，最终在内讧、僵化、失道与围剿中轰然崩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理想之炽烈与现实之溃败形成巨大张力，为后世留下沉甸甸的历史镜鉴。
一，太平天国的理想主义对农民有蛊惑性
开始，太平天国的理想主义具有鲜明的道德正当性与现实批判性。因为，鸦片战争后，清廷衰朽、官僚腐败、赋税苛重、灾荒频仍，两广贫民“十室九空，鬻妻卖子”。洪秀全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宣示人人平等，以《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土地私有，按人口均分田产，按需供给衣食，试图一举斩断千年封建依附关系。
这种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对于数千万挣扎于生存线上的农民是很有蛊惑性的。因为，真正扎根于人民苦难、回应基本生存尊严诉求的理想，都具备强大的感召力与动员力。理想主义的价值，正在于它敢于直面不公，并提供替代性秩序想象。
然而，理想若脱离历史条件、忽视制度理性、拒斥实践反思，便极易滑向反智的教条与专断的幻象。太平天国的破产，正始于理想与现实的三重断裂。
二，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只是乌托邦
其一，神权政治消解了理想的政治基础。
洪秀全将自身神格化为“上帝次子”，杨秀清借“天父下凡”代行神权，韦昌辉以“奉旨诛杨”实施清洗——神意成为权力斗争的遮羞布，信仰沦为统治工具。
当“天命”不再指向公共福祉，而只服务于个人权威；当“圣库制度”要求缴尽私产却纵容诸王广建王府、役使万千民夫；当《天朝田亩制度》明令“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现实中却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地主经济妥协——理想便已自我瓦解。
这警示我们：再崇高的价值目标，一旦丧失程序正义、权力制衡与公开问责，终将异化为新的压迫逻辑。信仰若不能经受理性的审视与实践的检验，就只能是飘渺的烟云，而非坚实的地基。
其二，文化封闭窒息了理想的更新能力。
太平天国激烈排斥儒家典籍，焚毁庙宇书院，斥孔子为“妖”，将一切传统文化视为“妖法”。在皖南地区，他们推倒祠堂庙宇，拉到牌坊，此举虽具反专制象征意义，却切断了与中华文明治理智慧、伦理资源及历史经验的有机联系。
他们未能吸收儒家文化中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未借鉴“井田”“均田”的制度探索，更无视基层乡约、宗族调解等民间自治传统。而是形成了一个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厉，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军事化社会。
当理想仅靠神谕维系、拒绝与本土文化对话，其制度设计便注定粗疏空泛：《天朝田亩制度》从未真正实施；《资政新篇》提出的近代化构想因缺乏社会基础与执行主体而束之高阁。
历史表明，真正可持续的理想主义，从不靠割裂传统来标榜先进，而是在赓续文明根脉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其三，组织蜕化抽空了理想的道义根基。
金田起义时，“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杀清妖”的质朴勇气令人动容；但定都天京后，“东王府夜夜笙歌，北王府日日征敛”，诸王“服饰逾制，仪卫僭越”，连幼主洪天贵福亦言“各王自置私宅，广蓄姬妾”。
掌握政权以后，他们比过去的皇帝更加骄奢淫逸。
昔日“同吃一锅饭”的平等誓言，迅速让位于森严的等级礼制与赤裸的特权垄断。更致命的是领导集团的分裂：杨韦内讧血洗南王府，石达开负气出走，陈玉成、李秀成苦撑危局却遭猜忌掣肘。
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大清洗，让人们不再相信他们的谎言。当理想沦为权力分配的筹码，当同志变为潜在对手，组织便失去整合力量、校正航向的能力。
这深刻揭示：理想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蓝图是否美好，更在于能否锻造一支信念如磐、纪律如铁、始终与人民共情的实践主体。
三，理想主义为什么会走向它的反面？
太平天国的悲剧，远不止于它是一场失败的农民战争。它更像一面棱镜，映照出理想主义运行的内在规律：真正的进步理想，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维度——价值的崇高性、路径的可行性、主体的自觉性。缺一不可。
它提醒我们，社会变革不能寄望于神启式的顿悟或暴力的简单颠覆，而需在尊重历史阶段、激活民间智慧、培育理性精神、健全制度保障中稳步推进。
我曾经多次去过南京，参观过太平天国纪念馆。今日回望天京残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乱的废墟，更是对所有宏大叙事的冷静叩问：你的理想，是否经得起日常生活的检验？你的方案，是否容纳了普通人的尊严与选择？你的组织，是否敢于接受批评、勇于自我革新？
历史从不重复，但规律恒常。当一种理想宣称代表全体人民，却拒绝人民参与决策；当一套制度标榜绝对公平，却固化新的特权；当一种信仰强调普世救赎，却压制多元声音——它便已在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
真正的启示不在否定理想，而在于敬畏实践：理想是灯塔，但航程需要罗盘、风帆与水手；它召唤我们仰望星空，更要求我们脚踏实地，在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权利保障与文化涵养中，让公平、尊严与希望落地生根。
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在晚年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1862年，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态度转向对太平天国的严厉批判，核心观点为：
太平天国运动一是目标狭隘：除改朝换代外，无明确建设任务与进步口号。二是有破坏性无建设性：以极端破坏对抗旧制度，却无任何建设苗头，给民众带来的恐慌甚于旧统治者。三是从根源上批判：称太平天国是“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中国幻想中的“魔鬼化身”，本质未突破传统农民起义的局限。
这或许正是太平天国留给我们最沉静、也最有力的答案：伟大的理想，永远诞生于对人民疾苦的深切体察，成熟于对复杂现实的清醒认知，实现于一代代人谦卑而坚韧的躬身践行之中。如果胜利者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把理想丢在脑后，不再兑现对人民的承诺，那么为了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就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不论当初的口号如何正当、正义，无论是否成功，都无法摆脱王朝更替的规律。推翻一个旧的王朝，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而普通老百姓永远是起义的牺牲品。
几乎每次农民起义的结果都是十室九空，人口减少一半儿，农民的儿子承担了最大的代价。这次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如此。运动过后，富庶的江南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无论如何评价，它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进步。
本文的写作借助了AI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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