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光影定格时代变迁，每一幅画面都藏着新中国前行的足迹这一幅幅影像，串联起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七十年代的峥嵘岁月，既有领导人的情怀与担当、革命者的赤诚与坚守，也有普通人的时代印记与命运转折，既有奋进中的热忱，也有探索中的沉淀，每一幕都镌刻着时代的温度与力量，成为回望新中国成长历程的珍贵注脚。
1968年4月，解放军班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王国祥，在为农民完成 “讲用” 报告后，被170多位深受感动的听众依次将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身上的场景。这170多枚像章，每一枚都对应着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最终汇聚成这张照片里震撼的视觉效果。
他身着一身军绿色棉军装，原本朴素的衣料几乎被密密麻麻的像章完全覆盖。左手紧攥一本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右手抬起至胸前，手掌微张，指尖指向自己，嘴巴微张，眼神专注而激昂，显然还沉浸在与农民交流的热忱中。
对越边境冲突期间，我军排雷战士在前沿阵地的惊险一刻，镜头里的年轻战士趴在潮湿的草丛中，他的脸颊紧绷，眼神死死锁定在指尖的雷体上，拇指与食指小心翼翼地捏着引信，动作轻得仿佛怕惊扰了死神。
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一个排雷的瞬间，更折射出中越边境雷场的长期伤痛。战争结束后，边境遗留的数百万枚地雷持续威胁着边民的生命安全，直到今天仍在进行艰难的扫雷作业。
这张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定格了杜建时与娄福生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农场里劳作的场景，是新中国战犯改造历史的生动见证。
画面中，两人正合力打理树苗，杜建时在右侧，戴着军帽，专注地扶着树干；娄福生在左侧，双手拢着枝条，姿态娴熟自然。他们身着朴素的深色棉衣，脚下是翻整过的土地，背景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在暖黄的日光下，劳作的场景显得平和而充满生机。
杜建时原是天津市长，在1949年天津战役后主动自首；娄福生原是国民党61军少将副军长，在太原战役中被俘。两人后来均获得特赦，杜建时更因主动自首、积极移交资产的表现，在特赦后被撤销战犯身份，并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等重要职务，成为改造政策成功的典型代表。
这张拍摄于1964年3月15日的合影，记录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作为全国政协参观团成员，晋谒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历史性时刻。
此次行程是全国政协组织的江苏、浙江、上海参观考察活动的一部分，溥仪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参与其中。
画面中，溥仪站在左起第三位，身着深色大衣，神情肃穆。他与同团的特赦人员及各界代表一同，伫立在刻有毛泽东题写的“死难烈士万岁”纪念碑前。纪念碑的庄严与陵园的肃穆氛围，让这场晋谒超越了普通的参观，成为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望与自我审视。
对溥仪而言，站在这座革命先烈的精神丰碑前，是他对过往历史的一次郑重告别。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亲眼见证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革命先烈的牺牲，让他彻底理解了“人民创造历史”的深刻含义。
1958年，北京颐和园，照片记录了“除四害”运动中的一幕。画面里，人们在昆明湖畔的石栏旁，举着绑有破布、扫帚的长杆，配合敲锣制造出巨大的声响，目的是让麻雀持续受惊、无法落地，最终因体力不支而坠亡。
这一行动源于当时“麻雀会大量偷食粮食、危害农业生产”的判断。然而，大规模捕杀麻雀的做法很快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失去麻雀的捕食控制，各地农田里的蝗虫、蚜虫等害虫泛滥，反而造成了粮食减产，成为后续调整政策的重要原因。
1954年5月17日，毛泽东同志身着便装、脚蹬千层底布鞋，在保卫科科长韩秉文的陪同下，登临城楼视察。为不干扰游客，二人从神武门东坡道登上城楼，沿城墙向东、向南缓步前行，最终在东华门城台稍作休憩。毛泽东同志坐在小马扎上，与韩秉文亲切交谈，不仅询问了故宫的机构设置、部门分工及工作人员文化程度，还关切了解安保与消防工作。
此次视察并非偶然，1954年初国内多地发生火灾，部分文物单位受损，毛泽东同志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消防安全高度重视。这一天的行程前后持续3个多小时，他沿途俯瞰紫禁城壮丽景致，随后还前往午门城楼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直至黄昏才悄悄离去。值得一提的是，短短四天内，毛泽东同志先后三次到访故宫，足见对这座千年宫殿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切关怀，而东华门城台的休憩瞬间，也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守护历史文脉的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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