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许多美国青年曾痴迷于千里之外的拉美小国尼加拉瓜。
他们成群结队奔赴那里，反对本国政府在该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彼时正值冷战高峰，美苏在全球争夺道义制高点，而这场意识形态之争意外地让美国公众通过媒体了解到本国在拉丁美洲的真实行径，从而掀起了一场关于美国拉美政策是否正义的激烈辩论。
当尼加拉瓜左翼游击队——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出人意料地推翻了美国长期支持的索摩查独裁政权时，美国左翼群体欢欣鼓舞，纷纷前往支援革命。美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资助保守派叛乱武装，并对尼加拉瓜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使该国迅速陷入内战泥潭。一边是美国政府支持的雇佣军大肆破坏，另一边是美国青年站在对立面声援革命——这一矛盾构成了冷战时期罕见的历史奇观。
但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人对尼加拉瓜的热情迅速消退，这个国家再度沉寂于国际视野之外。从尼加拉瓜人的角度看，他们的命运始终笼罩在美国的阴影之下；美国人的短暂热情，不过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情感施舍，最终未能改变国家重回贫困与动荡的命运。
早在1959年，尼加拉瓜莱昂市的学生抗议索摩查买办政权时，警卫队竟向游行队伍开枪，造成四死六十多伤。17岁的塞尔吉奥·拉米雷斯自此立志投身革命。他和许多青年一样，崇拜刚果的卢蒙巴与古巴的切·格瓦拉。
自1936年起，索摩查家族在美国扶持下将尼加拉瓜变为家族企业，掌控全国20%的耕地及航空、航运、水泥乃至血浆出口等关键行业。尽管亚非反殖民浪潮风起云涌，美国乐见英法殖民体系瓦解，却绝不容许类似风潮吹入“后院”拉美。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几名青年成立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以1930年代反美英雄桑蒂诺命名。该组织很快被美国定性为“激进共产主义武装”，长期遭打压。直到1970年代末，受越战引发的国内反思浪潮影响，美国社会开始质疑自身帝国主义行径。
1977年，卡特总统推行“人权外交”，切断对索摩查的军事援助，尼加拉瓜迎来独立曙光。同年，拉米雷斯接受FSLN温和派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之邀，投身革命，并赴美洲各国揭露索摩查暴行，争取国际支持。他的努力使尼加拉瓜成为美国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
1978年，索摩查政权公然暗杀揭露其腐败的记者，引爆全国怒火。FSLN突击队随后攻占国会宫，劫持近两千名人质，迫使政府屈服。
1979年5月，FSLN发动总攻，拉米雷斯在哥斯达黎加组建临时政府。面对美国提议派维和部队干涉，他奔走拉美各国，成功推动美洲国家组织拒绝美国提案，并要求索摩查下台。两个月后，索摩查在逃亡中被杀，FSLN进入首都马那瓜。拉米雷斯与无数同胞天真地相信：受美国控制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新政府面临巨大困境：索摩查卷走国库，留下16亿美元外债。1981年里根上台后，彻底逆转政策，称FSLN为“马纳瓜的恶性肿瘤”，全力支持反对派武装。
1984年尼加拉瓜大选，FSLN以67%得票率胜出，但美国拒不承认，并切断所有援助，在国际金融机构行使否决权阻断贷款。CIA资助前索摩查卫队组建“康特拉”武装，专袭学校、农民等民用目标。
1984年，CIA快艇在科林托港布雷，炸毁商船，导致国际保险拒保尼加拉瓜航线，实质封锁海运。1985年，里根签署行政令实施全面贸易禁运，香蕉、咖啡无法出口，美制机械因缺零件停摆，经济濒临崩溃。
1986年，海牙国际法院裁定美国行为违反国际法，但美国拒不执行，甚至绕过国会，通过“伊朗门”事件秘密筹款资助反对派。面对美国碾压性力量，尼加拉瓜的自主发展几无可能。至1987年，内战已致3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70亿美元，通胀失控。FSLN被迫妥协，签署《埃斯基普拉斯和平协定》，同意重新选举以换取制裁解除。
1990年，美国布什政府拨款9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竞选。选举前夕，反对派直白宣称：“选桑蒂诺，继续封锁、战争、挨饿；选查莫罗夫人，明天就有面粉、美元与和平。”最终FSLN以40.8%败北——美国用“空空如也的货架”击败了一个国家。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尼加拉瓜迅速从美国媒体消失，承诺的重建援助大多落空。昔日热血志愿者归国，将革命记忆封存。对尼加拉瓜人而言，革命叙事消亡与革命者堕落同步发生：FSLN沦为普通政党，许多人抛弃理想，与腐败势力分赃。拉米雷斯深感失望，1995年退党创立“桑蒂诺革新运动”，次年参选总统失败，遭左右夹击，最终心灰意冷退出政坛。
从宏观看，尼加拉瓜革命是拉美反抗美国“门罗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冷战期间，美国一度以“人权外交”软化门罗主义表述，但政策仍随总统更迭剧烈摇摆——卡特归还巴拿马运河，布什却突袭巴拿马绑架其总统。
冷战后，美国不再提门罗主义，改以“民主”“自由”为名行干涉之实；如今，连这层包装亦被抛弃。对拉美人而言，门罗主义不只是术语，更是百年霸凌的血泪史。尼加拉瓜革命早已昭示：在帝国主义现实利益面前，切勿寄望其道德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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