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小说就横扫英澳的“酷儿”作家：我总是在公共场合写性爱场面|伊芙|作家|小说|性爱场面|格雷|酷儿

窗口期已开启

热门付费文章：

玛德琳·格雷在出版了畅销书首作之后，又带来了一部关于复杂养育问题的犀利之作。她与我们探讨了爱情、性以及名人书迷。

玛德琳·格雷还记得她第一次隐约感觉到自己的首作可能会引起巨大轰动。当经纪人告诉她预付款时，她“以为只是很少一笔钱”；结果那个数字是六位数。“我当时想：我靠，搞错了吧。”这位31岁的作家笑着回忆道。

在去年秋天《绿点》（Green Dot）出版时，它早已被誉为年度最受期待的小说之一，并迅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被拿来与《BJ单身日记》《伦敦生活》和安妮·埃尔诺的作品相提并论。奈杰拉·劳森和吉莲·安德森都发文称赞了这本书。

我问她，这些名人的推荐是否让她兴奋。“我是同性恋。”她回答，热情仿佛要溢出屏幕。“你开玩笑吗？！我显然在Instagram上关注了吉莲。”当她看到安德森发了一张与这本书的自拍时，“我发出尖叫几乎是因为本能”。

格雷正在她悉尼的公寓里与我通话，傍晚的阳光照亮了相邻书架上色彩斑斓的花瓶和书籍。她健谈而放松，对话中不时闪现幽默的火花——考虑到她小说中充沛的喜剧元素，这并不令人意外。《绿点》中24岁的主人公赫拉风趣、刻薄，却又脆弱，在Z世代虚无主义的刀刃上摇摇欲坠，同时拼命地想要相信些什么。

不幸的是，这个“什么”是一个害羞、难以捉摸、四十多岁且有家室的男人，她与之发生了一段婚外情。这是个糟糕的主意，但正如赫拉——这位有着致命的自知自觉的角色——告诉我们的：“欲望，如果不是坚持不懈的慷慨，又是什么呢？”

格雷很感激这段如童话般的首作经历，不过一个未曾料到的结果是，她的Instagram收件箱里塞满了陌生人关于他们婚外情的自白，包括一些男性告诉她这本书帮助他们理解了他们的情妇。“这很棘手，因为我不想对任何人表现得无礼。”格雷说，但“我不是心理学家，我不应该给建议”。况且，她的小说并非自传：“那是编的。”这本书的成功也加剧了“第二部作品综合征”的困扰。

“我有好几个月都非常戏剧性地痛苦着，[想着]我不知道怎么再写一本书了。“格雷说。她的妻子——一位音乐家——帮了她。”她发行过很多专辑，她对我说：亲爱的，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消失。不光是你的第二本书；你创作的每一件艺术作品，你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心情。“

灵感在一次与朋友关于一个非常具有三十多岁人群特色的话题——孩子——的谈话中降临。她说，她的很多朋友想要孩子，但没有浪漫伴侣，而且对单亲育儿不感兴趣。

她和朋友开始思考：“为什么更多的人不和他们的柏拉图式挚友一起生孩子呢？俗话说：养育一个家庭需要一个村庄。”

成果就是她的第二部小说《自选家庭》（Chosen Family），故事讲述了两个童年挚友，伊芙和内尔，从痛苦的青春期到三十多岁成为母亲的过程。对她们而言，试图进行柏拉图式的共同养育，因为一方深爱着另一方而变得复杂，这也是启发本书创作的另一个现象。“我自己作为一个酷儿就有过这种经历——而且我遇到的每个酷儿都有过——在高中时经历一次非常激烈的友谊破裂，”格雷说，“然后多年后，他们回想起来会想：‘哦，我可能爱上过那个人。’”

这部小说跨越数十年，讲述了改变人生的友谊传奇，在多个时间线之间切换。在2000年初悉尼的一所私立女校里，储物柜上贴满了电视剧《橘子郡男孩》和《绯闻女孩》中男性偶像的海报，受欢迎的女孩们是金发的“小恶魔”，而女同性恋是某人可能成为的最糟糕的事情。镜头转到2024年，30岁的伊芙已经成长为——格雷告诉我——“悉尼内西区的女同性恋女王”，而内尔则试图接纳自己的酷儿身份。

“我在生活和文学中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角色遇到了他们的匹配对象。终于有这种神奇的事情发生：另一个人也以你的方式看世界。”格雷说。

虽然想象异性恋核心家庭模式之外的其他家庭安排会自然而然成为乌托邦很有诱惑力，但格雷的小说通过审视内尔和伊芙之间在悉尼女同性恋社群背景下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使画面复杂化（《绿点》的书迷可能会在新小说中发现一位配角客串出场）。

“给一本书起名《自选家庭》是个不小的举动。”她说，“这是酷儿群体里的一个重要术语，带有许多酷儿乌托邦主义的涵义。我想审视这样一个观点：家庭就是家庭，无论它如何构成。有时当你把朋友当作家人时，你可能会对他们更糟。”

格雷曾在悉尼一所私立女校就读，与书中的学校相似。这位双性恋作家“把自己的性取向搁置到离校之后”，因为“出柜不是一件安全的事”。写这部小说是一种想象练习：如果在那样的环境中有人公开自己是酷儿会怎样（答案是：“很可怕”）。

作为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漫长夏日里，她与当大律师的父亲一起待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海边时，很快爱上了阅读。小说创作的早期一课来自高中最后一年：她写的一个故事获得了全州最高分，但当兴奋的朋友和家人想读时，她拒绝了。

“那显然就是从我自己的生活中扒下来的。我对认识的人相当刻薄。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你真的应该虚构故事。”

在转向写小说之前，格雷是位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她在牛津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随后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英美研究博士学位。但她长期留在英国的计划因疫情而中断——那时她刚开始博士学习九个月。“我完全与世隔绝，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卧室里，试图完成我当时做过的最难的学术工作。”

她飞回悉尼，远程完成了学业。《绿点》出版后不久，她的生活再次改变：格雷成为了她现任妻子蹒跚学步的孩子的继母，这“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改变了我”。

“这是多年建立信任的过程。”她说，“我们相遇时，他不爱我。我也不爱他。爱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同创造的东西。关于继父母养育，我们应该更多谈论这个。”在最近的婚礼上，她的继子问格雷：“我现在可以叫你妈妈了吗？”她哭了。“太可爱了。那天仪式的某种意义让他明白了。”为人父母鼓励格雷在写小说时采用多重视角。“因为我每天都花时间和这个小男孩在一起，他以如此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而且，我写得也更快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格雷现在是一名全职作家，正在创作一部设定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她令人遐想地将其描述为“杰梅茵·格里尔遇见蒙提·派森”。她依旧抵制被归类。“我认为如果我的第一本书以女同性恋为主角，我就会被归为‘酷儿作家’，就不会有我想要的更广泛的读者群。”格雷说。

首作的成功给了她创作《自选家庭》的信心。“知道不会只有酷儿群体读它：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梦想——每个人都能读它。”那么她不受拘束写作的秘诀是什么？“我总是在公共场合写性爱场面。”她说，“当对面的人在搜索‘关键绩效指标’时，那种亲密感和刺激感，有种特别的感觉。感觉很顽皮。”格雷显然乐在其中。“写这本书有点快乐，”她说，“我想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酷儿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