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年没几天，北平德胜门外的土路上，寒风刮得人脸生疼。
一辆吉普车正孤零零地往城门楼子方向开，显得格外扎眼。
车里坐着俩人，一位是傅作义派出来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另一位则是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的苏静。
这趟进城，与其说是去谈判，不如说是一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豪赌。
苏静这一去，跟单刀赴会没两样，简直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人质往虎口里送。
出发前，苏静心里其实直打鼓。
这事要是谈崩了咋办？
万一傅作义急红了眼，把他扣下祭旗又咋办？
关键时刻，罗荣桓政委找他谈了一次话。
这就显出共产党人当时的底气来了。
罗荣桓说得特实在：“你尽管去，没事。
咱们把城围得铁桶一般，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紧接着，罗荣桓又补了一笔账，听着特别提气：“万一真谈崩了，他们扣了你，大不了我们抓他几个军长师长，把你换出来就是了。”
这话听着像是在开玩笑，其实透着一股子精准的军事自信：到了这步田地，战场的主动权完全在我手里。
要换你的命，我手里的筹码多得是。
但这还不是这盘棋里最悬的地方。
真正惊心动魄的戏码，藏在一封没送出去的信里。
咱们把日历稍微往前翻翻。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打法很明确——“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先把平津两地的敌人切开，包围起来断了后路，然后也不急着吃掉，就这么慢慢“熬”，直到把这锅夹生饭熬熟。
这么一来，傅作义坐不住了。
起初，贺晋年部发来电报，说傅作义派人出城了。
来的是谁呢？
崔载之、李炳泉，还带了俩报务员。
总部派苏静出面接待。
谈完之后，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汇报，首长们的反应很冷淡：这俩人分量不够。
这其实是心理战。
你派个处长来，说明你还没死心，还在观望试探。
这时候要是急了，底牌就露了。
接着，咱们打下了天津。
这下傅作义真慌了神，又派出了周北峰和张东苏两位教授。
这回规格上去了。
当时天冷，为了表示诚意，我军还把在锦州缴获的长统靴送给这两位教授御寒。
谈的时候，林、罗、聂三位巨头全都露了面。
但这还不够。
真正把这盘死棋下活的，是第三拨人——傅作义的“把兄弟”、亲信邓宝珊。
邓宝珊一出城就提了个很现实的问题：傅作义现在心里七上八下，怕投降后没好果子吃，能不能请贵军派个代表进城？
这样傅作义看着才放心。
林彪和罗荣桓一合计，准了。
人选还是苏静。
就在苏静准备上车的时候，首长们交给了邓宝珊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务必让他带给傅作义。
这封信，差点就成了炸翻谈判桌的导火索。
信是以平津前线司令部林、罗、聂的名义写的。
措辞那叫一个严厉，基本上把傅作义过去反共的种种旧账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撂下两条路：要么放下武器，要么出城整编。
说白了，这就是最后通牒。
当时的苏静，压根不知道信里写了啥。
可邓宝珊看了。
看完之后，这位老江湖吓出一身冷汗。
他太了解傅作义了，这封信如果现在递上去，傅作义那个死要面子的脾气一上来，绝对会当场翻脸，那就真是鱼死网破了。
这时候，邓宝珊做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把信扣下，先不给。
他把这个顾虑告诉了苏静。
苏静也不敢托大，赶紧向总部请示。
此时，林彪展现出了他在决策上的灵活性。
既然目的是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手段可以变通。
林彪回复：暂不交也可以。
于是，这封足以毁掉和平的信，就被邓宝珊揣在怀里，跟着苏静一起进了北平城。
进城后，苏静被安排在御河桥附近的日本领事馆旧址落脚——历史也是凑巧，当年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就在这儿。
那几天的日子，苏静过得那是度日如年。
偌大的一座楼，就他光杆一人。
傅作义怕出事，派了一个连的兵在外面守着，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就是盯着。
虽说为了客气，傅作义让人送了两套换洗衬衣，还在山东馆子包了饭，可正事一点没动静。
苏静心里那个急啊。
他是只身一人，想跟总部联系，还得借用傅作义的电台，用人家的密码，发到通县的谈判代表处，再转给总部。
眼瞅着住了好几天，城外的部队纹丝不动，傅作义承诺的“部队出城”迟迟不见兑现。
苏静坐不住了。
这笔账不能这么拖下去，拖得越久，变数越大。
他找到之前的谈判代表崔载之，撂下一句狠话：“怎么不见傅的部队出城？
如果再这么拖下去，我就回去了。”
这话传到傅作义耳朵里，味道立刻就变了。
傅作义是个带兵打仗的，他的逻辑是：苏静既然敢这么硬气地说要走，那肯定是得到了总部的秘密指令。
谈判代表前脚一撤，后脚总攻的炮弹肯定就砸下来了。
其实，苏静哪有什么秘密指令，这完全是他利用信息不对称，打的一场漂亮的心理战。
傅作义被这一诈，当场表态：从明天起，某某部队开始出城。
苏静立马发报给总部。
总部那边反应神速，立即通知部队让路，并给傅作义的部队指定了驻地。
这一刻，北平和平的大门，终于被推开了。
事情这就完了吗？
没呢。
还记得那封信吗？
就在傅作义的部队开始陆续出城、大局已定的时候，总部突然把苏静召出城汇报工作。
见面头一句话，首长就问：“那封信，邓宝珊交给傅作义没有？”
苏静老实回答：“这封信内容我不知道，邓看了后说暂时不交，我也没有反对。”
首长们这时候才交了底：那封信很快就要见报公布了。
如果报纸上登出来了，傅作义还没收到信，那就是对他的不尊重，性质就变了。
命令很简单：苏静赶紧回城，找邓宝珊，不管用什么法子，必须马上把信交给傅作义。
苏静火急火燎地赶回城里。
那会儿邓宝珊住在东四人民市场附近的亲友家里。
苏静找到他，一问，信果然还在怀里揣着没给呢。
苏静急了：“不行，必须马上交。”
邓宝珊面露难色，但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带着苏静去见傅作义。
傅作义看完这封迟到的信，脸拉得老长。
信里那些严厉的措辞，让他这个“华北剿总司令”脸上无光。
他特别不乐意的是，这封信很快就要向全世界公布。
可他这会儿也没辙了。
几十万大军已经被拆解，北平城已经在实际上易手。
再说了，这封信上标注的日期，是在他的部队出城之前。
这就意味着，这封信是对他过去行为的总结，而不是在他投诚后的羞辱。
他也只能埋怨邓宝珊转交晚了。
但回头再看这笔账，邓宝珊的“晚交”，恰恰是最高明的决策。
如果在谈判最胶着的时候交信，傅作义为了面子可能真的会打；但在大局已定的时候交信，傅作义虽然生气，但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这就是政治博弈。
北平和平解放后，因为苏静先进城，对情况比较熟，组织上把“号房子”的任务交给了他。
给各部队划分驻扎区域，给林彪、罗荣桓等首长找住处，苏静忙前忙后，把这座古都的交接工作弄得井井有条。
复盘整个过程，苏静可不仅仅是一个传声筒。
从罗荣桓那句“把你换出来”的底气，到林彪同意“暂不交信”的变通，再到苏静在城里那句“我要回去”的虚张声势，每一个节点，都是在刀尖上做决策。
只要有一个环节算错了账——比如罗荣桓不敢派人，或者林彪非要坚持先交信，又或者苏静露了怯——历史的走向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北平的城墙能保住，并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有一群人，把人心这笔账，算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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