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的一天,北京城里的槐花开得正热闹,香气甚至飘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高墙里。

这天,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大门口,车上下来一位穿深灰色中山装的老人。

他没带警卫,神色里透着股少见的凝重。

这人正是当时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北王”傅作义。

他不是来视察的,他是来还债的。

会客室的门一开,里头坐着的那位战犯抬头一看,愣了半秒。

紧接着,积压了整整八年的怨气像火山一样喷了出来,他猛地站起身,冲着这位昔日的大哥吼出了那句在嗓子眼里卡了无数遍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这一嗓子,把在场的管教人员都给震住了。

谁能想到,这两人当年可是换过命的把兄弟,如今却像是一对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中间的恩怨,还得把日历翻回到几十年前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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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得往根子上刨,一直刨到1910年代末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那时候的陈长捷,还是个从福建闽侯穷乡僻壤出来的穷学生。

他身世苦,生下来家里穷得叮当响,差点被母亲遗弃在宗祠里,小名就叫“拾拾”,意思是捡回来的命。

好不容易靠亲戚接济读了书,到了保定军校,因为南方口音重,穿得又寒酸,没少遭人白眼。

傅作义是他的学长,山西荣河人,性子豪爽,又是步兵十团的二营营长。

看着这个小学弟在操场上冻得直哆嗦,还要爬铁丝网、练刺杀,傅作义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厚棉衣脱下来借给他穿。

吃饭的时候,傅作义自己碗里的肉也不吃,常常夹给正在长身体的陈长捷

甚至有一回半夜,两人溜到伙房偷馒头吃,被学长抓住了,还互相顶包。

那时候的人心实诚。就因为这几件棉衣、几块肉,陈长捷就把傅作义当成了亲大哥。

毕业后,傅作义回山西投奔阎锡山,混出了名堂,立马写信把陈长捷叫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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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那是真卖命,在晋军里一路跟着傅作义打天下。

特别是在1927年的涿州之战,傅作义被困,陈长捷带着兵守西城,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砍,城墙塌了用沙袋堵,硬是扛了40多天。

到了1936年百灵庙战役,陈长捷更是带着部队在零下几十度的雪地里爬十几里山路,端了日军据点。

那时候,陈长捷就是傅作义手里的“赵子龙”,是指哪打哪的“虎将”。

这种过命的交情,在那乱世里头比金子还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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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也没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恰恰是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给后来的决裂埋下了最深的雷。

时间一晃到了1948年秋天,局势大变。

东北野战军入了关,把北平、天津围成了铁桶。

傅作义作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坐在北平的中南海里,心里头那是七上八下。

他手里虽然有几十万兵,但真正听他指挥的嫡系不多,要是真打起来,胜算渺茫。

这时候,傅作义开始琢磨给自己留后路了,他想跟解放军谈,但手里得有筹码。

天津是北平的出海口,也是华北的门户,只要天津守得住,他在谈判桌上腰杆子就硬。

这个守门的任务交给谁?

傅作义想来想去,只能是陈长捷。

傅作义亲自登门,把天津警备司令的印信交到了陈长捷手里。

他对陈长捷下了死命令,“死守天津,只要你能守住,就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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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那是真信啊,他觉得这是大哥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自己了。

为了守住天津,陈长捷真是豁出去了。

他在天津城内外构筑了380多座大型碉堡,拉起了几十公里的铁丝网,甚至扒开运河搞“水淹七军”,在城周围埋下了几万颗地雷。

连蒋介石来视察时都竖大拇指,夸他防御搞得好。

陈长捷在电话里对傅作义发誓,“总司令放心,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最要命的是,傅作义为了谈判保密,硬是没跟陈长捷透底。

他在北平一边跟解放军代表喝茶谈判,一边给天津发急电,“坚持住,有办法,再坚持一下!”

这简直就是一出荒诞剧,大哥在北平想方设法要把北平“完整地交出去”,小弟在天津却在拼了命地想把解放军“挡在外面”。

陈长捷在天津打得越狠,傅作义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就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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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4日,总攻开始了。

陈长捷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精心构筑的“天津防线”,怎么也能顶个十天半个月。

但他严重低估了解放军的攻坚决心和实力。

大炮一响,坦克部队直接冲上了街道。

那场仗打得太惨了。陈长捷在地下指挥部里,一遍遍地给北平打电话请求支援,或者询问哪怕一点点的“办法”。

可电话那头除了让他“坚持”,再没有别的指示。

仅仅29个小时,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就被攻破了。

1月15日上午,解放军冲进陈长捷的指挥部。

他看着满屋子的参谋,听着外面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彻底绝望了。

他没有等来援军,也没有等来生路。

被俘的那一刻,他或许还觉得自己尽力了,对得起傅作义。

可没过半个月,也就是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战犯管理所。

傅作义率领20多万守军接受改编,古都免于战火,傅作义本人也成了弃暗投明的“功臣”,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当这个消息传到陈长捷耳朵里时,他正在吃饭,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他整个人都傻了。他在天津打生打死,几万兄弟没命了,整个天津城被打得千疮百孔,他自己背上了一个“顽抗到底”的战犯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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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那个让他死守的大哥,居然在那边喝着茶、签着字,就把北平给交出去了!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陈长捷觉得自己就像个傻子,被最信任的人给卖了。

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陈长捷心里的这个结就成了死扣。

同在监狱的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还在旁边添油加醋,“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

他就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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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得陈长捷更是火冒三丈。

这八年里,陈长捷变得沉默寡言,除了读《资本论》就是发呆。

1956年组织参观武汉长江大桥时,这个硬汉看着大桥感动得流泪,可一提到傅作义,他立马翻脸。

直到1957年那次探视,陈长捷当着杜聿明等人的面,把那句“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吼了出来。

那天,两人对坐了足足十分钟,谁也没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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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低声说了句,“北平百姓幸免炮火,是我唯一能交代的。”

陈长捷没接话,只是冷笑。

傅作义走的时候,留下的东西陈长捷看都没看。

人这辈子,很多事儿就是得熬。

熬过了那个劲头,有些恨也就只能交给时间。

1959年12月,新中国公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

傅作义在审查会最后一轮递了条子,上面写着,“此人坚守阵地未逃,品行可矫。”

就这一句话,起了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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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的名字赫然在列。

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首批特赦人员。

第二天,在北京西单的鸿宾楼,傅作义早早就在包间里等着了。

他知道,有些话再不说,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说了。

陈长捷来了,一坐下就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要是按我以前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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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监狱改造十年,脾气都没了。”

傅作义听了,哈哈一笑,“咱俩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你的火爆脾气我还能不知道?”

酒过三巡,气氛稍微缓和了点。

傅作义突然收起了笑容,神色变得异常凝重。

他看着陈长捷,说出了那个埋在心里十年的秘密,“今天我必须告诉你。

天津战役,责任全在我。

当时局面已经趋向和平,但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你?

因为那时候我那是四十万大军,蒋介石的眼线到处都是。

如果我稍微透露一点底给你,消息一旦走漏,谈判立马崩盘,北平就保不住了。”

听到这就话,陈长捷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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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眼前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哥,眼眶慢慢红了。

他终于明白了,在大时代的棋局里,傅作义也是身不由己,为了保全北平这盘大棋,只能牺牲天津这颗子。

那天,两个老人在鸿宾楼里聊了很久,从保定军校聊到绥远抗战。

离别时,傅作义紧紧握住陈长捷的手说,“介山,我们都老了。

珍重。”

虽然他嘴上说着“过去了”,但在1968年他去世前,偶尔还会念叨起天津那场仗。

毕竟,那是几万条人命和十年的光阴,有些伤疤就算愈合了,阴雨天里还是会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