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4日凌晨，津门炮声震天，火光映红城墙。陈长捷站在北宁道指挥所顶层，用望远镜搜寻西北方向的动静。他咬着牙对副官说：“傅总不会丢下我。”副官没敢接口，只是低头擦汗。

时间倒回到1948年秋，平津战役刚刚酝酿。北平重兵集中，天津却留给陈长捷单独扛。他把这份托付当成兄弟之间最沉甸甸的信赖，于是从11月开始，他亲自画图纸、调石灰，城外挖壕沟，城内修街垒，甚至把法租界的洋楼也改成射击点，自信满满地说“哪怕来五个纵队，也得在城外趴半个月”。

有意思的是，陈长捷并不知道傅作义已在密谈。12月中旬，傅作义接见了和平代表，边谈判边向天津发急电：“部队戒备不能松，请坚守。”陈长捷读完电文，心里更踏实，赶忙回电：“请放心，寸步不退。”这封回电后来成了他最终被俘时的呈堂证供。

1月15日夜半，东岸突破口一开，天津守军的防线像被撕开的布条。仅仅二十九小时，城门失守。劝降的人对他说：“傅作义已经准备让北平完好进红旗下，你也可以留下名声。”陈长捷冷笑摇头：“兄弟既让我守，我就守到底。”终因突围失败被俘，送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的围墙高而幽暗，陈长捷白日读书，夜里翻来覆去，心里的结越扎越紧。当他得知傅作义调任水利部，成为“起义功臣”时，怒火几乎烧穿胸膛。他曾连续三天拒绝伙食，对狱医吼道：“天下道义都让他占了，我成了冤鬼！”这种近乎偏执的情绪，让同时关押的杜聿明都劝他“别把路堵死”。

追溯两人最初的情分，就得回到1920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时他们一起在操场爬铁丝网，夜半跑到伙房偷吃馒头，被学长抓住，还互相顶包。毕业后，傅作义投绥远，自领一军；陈长捷投阎锡山，却因山西系内部倾轧被闲置。1936年冬，他拖着行李去了绥远，昔日同窗端来热茶，一句“老陈，咱又并肩了”给足颜面。那顿热茶换来十余年生死与共，也埋下了日后最深的嫌隙。

抗日战争结束，华北局势乌云翻滚。傅作义从1937年的“三位一体防御”一路打到1948年的“华北剿总”，其屡屡自保的手腕，在部下眼里是机变，在陈长捷眼里却是兄弟情的另一面。有人说陈长捷刚烈，有人说他固执，但不能否认，他对“承诺”二字看得比命还重。

1957年5月的一天，北京的槐花开得正浓。傅作义走进功德林会客室，深灰色中山装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痕。门一开，陈长捷被管教人员带进来，他愣了半秒，随即吼出那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声音在砖墙间乱窜，旁人心里直发紧。

两人对坐足足十分钟，谁也没动筷子，茶水也没碰。傅作义低声说了句：“北平百姓幸免炮火，是我唯一能交代的。”陈长捷沉默良久，轻轻哼了一声，算是回应。再多的话，两人都说不出。

十年同窗、八年合作、一天反目，这种复杂感情外人很难评判。不得不说，历史往往把个人情义当作秤码，若要抬得起千万人的性命，就得有人负重。陈长捷不认这笔账，所以有怨；傅作义认了，所以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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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审查会最后一轮，傅作义递上附条，只有一句：“此人坚守阵地未逃，品行可矫。”陈长捷得以重获自由，落户上海。出狱前，他告诉看守：“要是傅作义来接，我就不走。”看守回道：“他在水利部，公务缠身，已托人安排车票。”陈长捷点点头，拎起行囊，独自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同年腊月，上海永康路的一间小饭馆灯火通明。傅作义推门进来，已是满头华发。桌上炖好的鲫鱼汤冒着热气，他放低声调：“老陈，该吃饭了。”陈长捷慢慢抬头，没有拒绝，也没有寒暄，只是默默拿起筷子。两人相对无言，一桌菜很快见底。席散时，傅作义塞给他一张水利部帮忙办好的工作介绍信，陈长捷收下，转身走进夜色，脚步不紧不慢。

此后两人再没公开见面。功德林会客室里的那声怒喊，成了他们关系最后一次外放的波纹，在岁月里久久不散，留下的只有历史档案和当事人口口相传的几句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