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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温州出了个“中国马斯克”，比李书福早10年造车，耗4000万终成遗憾
2026年的今天，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垄断了全球新能源汽车半壁江山。
中国新能源产业，更是迎来了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很少有人知道，早在34年前的1989年——也就是马斯克刚满18岁、还没摸过商业门槛的时候，中国正式把电动汽车纳入国家研发计划，还要再等12年的时候，温州有个初中毕业的个体户，已经造出了电动汽车。
充电8小时，能跑200公里。
他还亲手把这车，开上了温州的最高峰“雪山”。
这个比马斯克早三十年点燃电动车梦想的人，名叫叶文贵。
他不是科班工程师，也没有什么背景资源。就是个从温州苍南县走出来的普通知青。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用一生的冒险与执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商界，写下了一段比传奇更动人的篇章。
说白了，他的故事里，全是浙商刻在骨子里的精明，是草根创业者的无畏，还有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时代浪潮里孤勇前行的悲壮与荣光。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一群知青伙伴，踏上了支边黑龙江七台河的路途。
彼时的七台河，还是一片贫瘠的煤城。他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小山村，每天跟着村民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茧子。
没人能想到，这个来自南方的瘦弱青年，9年后，竟成了七台河市的“首富”。
真的，没人能想到。
七台河矿务局有几万工人，天天要用煤锹。可偏偏，锹柄全得从外地买。
这个细节，别人没在意，叶文贵却看在了眼里。
说白了，他就是嗅到了商机。
那时候，个体经营还是禁忌，搞不好就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可叶文贵不怕，他联络了几个一起去的知青，从温州辗转弄来木旋床和锯子，悄悄办起了当地第一家锹柄厂。
为了规避风险，他想了个双赢的法子：凡是在厂里干活、没法去生产队出工的知青，每人每天向生产队交两元钱。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约定，既安抚了生产队，也给自家小工厂，争来了生存空间。
最初，锹柄厂全靠手工削圆，一天最多做100根，却还是供不应求。
叶文贵不满足。他盯着手里的卷笔刀，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他模仿卷笔刀的原理，亲手设计了一台简易机器。山上运下来的大木头，用火锯剖成方块，塞进机器，轻轻一拉，一根根光滑圆润的锹柄，就自动成型了。
这一改进，简直是质的飞跃。
锹柄日产量，从100根直接飙升到1000根，一天就能卖800块钱。
在上世纪70年代，800块，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叶文贵的锹柄厂，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就攒下了第一桶金。
产量上去了，当地的需求，却早就饱和了。
叶文贵又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山西。那里煤矿多，对锹柄的需求量，大得很。
可新的问题来了——屯子到车站，根本没有路，运输太不方便。
换别人，可能就打退堂鼓了。可叶文贵不。
他出资请人，开凿了一条六公里长的绕山公路，直通大路。还以故乡温州金乡的名字，把路边的车站，命名为“小金乡站”。
叶文贵的伙伴张忠达后来回忆，那段日子，简直像做梦。
在那之前，这个只有50户人家的穷村子，知青干一天活，最多赚两毛钱，村民们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肉。
可自从锹柄厂开起来，他们每天都能吃上一块钱一只的大公鸡，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993年，七台河市正式将这个小山村命名为金乡村。
一群浙江小青年，就这么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遥远的白山黑水间，留下了家乡的印记。
1978年，叶文贵结束了九年的东北生活，回到了温州。
带着在七台河攒下的六七万块钱，他成了当时少有的“有钱人”。
政府给她安排了文城县民政局的工作，铁饭碗，人人羡慕。
可他呢？干了不到一年，就扔了。
理由直白又实在：民政局的工资，只够我抽烟，可我每天还要喝一瓶11块7的茅台。
说白了，他就是不想安于现状，骨子里的浙商基因，不允许他停下脚步。
放弃铁饭碗后，叶文贵回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温州经济核心重镇的苍南县金乡镇，再次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彼时的金乡，徽章铭牌加工已经初具规模，家家户户都在搞作坊式生产。可一个致命的短板，卡着整个产业的脖子——没有配套的轧铝厂。
所有加工作坊，都得跑到外地，把铝板轧成半成品，再运回金乡加工，既耗时，又耗钱。
叶文贵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他果断投资，开办了金乡镇第一家轧铝厂。
工厂一开门，生意就爆了。客人排着队要订单，忙得脚不沾地。
凭借精准的定位和高效的生产，叶文贵只用了4个月，就收回了全部投资成本，很快又攒下了20多万资金。
轧铝厂的成功，没让叶文贵停下脚步。
他发现，金乡还有很多人在生产塑料证件外套、资料夹，所用的热合机功率都很小，大尺寸的产品，根本压合不了，很多订单，只能眼睁睁看着溜走。
叶文贵又一次瞄准了市场空白。他潜心钻研，居然自主研制出了大功率高频热合机，还创办了对应的机械厂。
不出所料，工厂一开业，又是生意火爆，订单源源不断。就算先后开了四间分店，也依然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后来，叶文贵索性转型卖热合机，利润比加工产品，还要丰厚得多。
彼时的金乡，还有一项垄断全国的生意——饭菜票生产。可这项生意，同样有个空白：生产饭菜票所需的PVC薄膜，必须从外地购入。
已经在两次创业中尝到甜头的叶文贵，决定再次出手，填补这个空白。
1984年初，叶文贵的塑料薄膜厂正式建成投产，产品主要供应本地企业，用来做塑料票证、扑克牌、吸塑包装等。
其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初中毕业的叶文贵，居然东拼西凑，自主设计了一条薄膜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的效能，直接震惊了当时的整个行业——每分钟能出产170米薄膜，厚度可达到0.025毫米。
要知道，当时国产机组每分钟只能出产34米，最薄也只能做到0.075毫米；就算是技术先进的德国生产线，每分钟也只能出产150米。
凭着这条独树一帜的高效率生产线，叶文贵的薄膜厂很快在行业内脱颖而出，做到了一厂独大。
投产仅仅两年，工厂的产值就达到了400万元。
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叶文贵“挣钱就像印钞票一样容易”。
此后，叶文贵又接连创办了包装材料厂、蓄电池厂、微机仪器厂。
有意思的是，他办一个，火一个，生意好到让人眼红。
在那个“万元户”还是发家致富代名词的年代，叶文贵已经坐拥千万资产，成了温州商界响当当的人物。
他还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不管取款数目多大，都不用支票，非要提现金。
有人说，每次从银行出来，叶文贵都得拎着麻袋，袋子里是一捆一捆的钞票，场面十分壮观。
叶文贵的成功，不仅赚来了钱，更赢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震惊全国的消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时任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后来回忆，让一个非党员的个体户担任政府领导，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举动，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先例。
政府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叶文贵的影响力，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振兴家庭工业。
可叶文贵的性格，注定与官场格格不入。
他不喜欢繁琐的会议，经常以“把材料给我看看，我就不去参加了”为由，缺席各类会议。
这段短暂且不愉快的仕途，没持续太久，叶文贵就主动卸任，重新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创业领域。
他曾自嘲：“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还不完的债。”
可这份自嘲背后，全是他对创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
再次下海的叶文贵，依旧风风火火，甚至比以前更加耀眼。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两次登上《人民日报》，事迹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1985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温州考察，在叶文贵的厂子里转了三圈后，称赞他是“新型的企业家”；加拿大机电教授鲍勃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专门看望叶文贵，感慨道：“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曾在温州与叶文贵交流，聊起当时社会关注的贫富不均问题。
叶文贵直言，收入高的人可用税收来调节，先富起来的一些人翻不了天，就像孙大圣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心。
这番话，既有格局，又有智慧。
后来，中央党校专门来请叶文贵讲课，他以自己不是党员为由拒绝，最后在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劝说下，才勉强成行。
1986年冬天，叶文贵走进中央党校，为省级领导干部授课，主题是《经营私人企业的实践和体会》。
他在课堂上明确提出“民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上万字的讲稿，后来被当作中央党校的教材，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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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的金乡包装材料厂甚至发行了股票，面额1000元。
这也是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营企业之一。
1987年，全国评选出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叶文贵是温州唯一的当选者。
可当其他99位当选者齐聚北京领奖时，叶文贵却缺席了。
彼时的他，已经全身心投入到一场更宏大、更冒险的事业中——造车。
一场足以耗尽他所有财富和心血的梦想之旅。
而后来被称为“造车狂人”的浙商李书福，在当时，甚至连造车的念头，都不敢有。
多年后，叶文贵回忆起自己造车的初衷，语气依旧坚定：当时中国台湾有10家轿车厂、大陆有6家，但这16家厂子，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太可怜了。
其实，除了想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品牌，叶文贵还有一个更具前瞻性的想法：汽油车领域，外国企业已经发展得非常强大，我们很难超越，而且汽油车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很大；电动车没有污染，而且当时全世界都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如果能做出来，一定会有巨大的机会。
这份前瞻性，比马斯克涉足电动车领域，早了整整二十年。
可这份过于超前的梦想，也为他后来的遗憾，埋下了伏笔。
没有充足的市场调查，没有充分考虑研发和资金投入的巨大压力，甚至没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支撑。
仅凭一腔热血，和初中文化水平，叶文贵就毅然开启了自己的造车之路。
他通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汽车电机、机械方面的书籍，从零开始学习造车技术。
1988年初夏，叶文贵在温州最好的华侨饭店租了一个套房，当作自己的临时研发基地，开始招兵买马。
消息传开后，来自航天、造船、冶金等行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纷纷慕名而来，加入到他的造车团队中。
这群志同道合的人，不分昼夜、开足马力，全身心投入到电动汽车的研发中。
没有现成的技术参考，没有完善的生产设备，他们就一点点摸索、一点点试验；遇到技术难题，他们就一起讨论、一起攻克。
短短六个月时间，一辆白色的电动汽车，就在他们手中诞生了。
1989年2月10日，春寒料峭的夜晚，叶文贵带着三个同事，驾驶着这辆被他命名为“叶丰号”的电动汽车，一路开到了温州最高峰“雪山”。
站在山顶，看着脚下温州城的万家灯火，叶文贵兴奋地拿出酒，与同事们举杯庆祝。
这一天，温州最美的夜色，只属于这个执着的造车人。
这辆“叶丰号”，充电8小时可行驶200公里，这样的性能，在当时，堪称世界领先水平。
第一次造车，就达到了如此高的高度，叶文贵的底气和信心，更足了。
随后，他专程前往美国考察电动车技术。
可这次考察，却让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危机：纯电动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已经成为当时各国电动汽车研究者的共识。
回国后，叶文贵立刻调整了研发方向，从纯电动，转向了混合动力。
他在温州龙湾经济开发区征用了25亩地，建起了专门的研发生产基地，还邀请了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参与混合动力汽车的开发。
制造一辆汽车，需要几千个零件。有的零件，需要费力采购；有的零件，甚至在国内，根本买不到。
可叶文贵从未退缩，始终坚持造车到底。
1990年4月，叶文贵推出了“叶丰2号”，这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混合动力汽车。
它不仅拥有容量强大的蓄电池组，还装上了叶文贵团队自行研制的双用双缸水冷汽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比传统的风冷式发动机效果更好、噪音更低。
次年4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叶丰2号”一鸣惊人，得到了国内外技术人员的高度肯定。
不久之后，更大的好消息传来：“叶丰1号”被国家四部委联合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成为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温州获得的第一重大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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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荣誉，给了他莫大的底气。
只是他没料到，钱，很快就不够用了。
截至此时，他已经为造车投入了上千万资金。即便他曾经“挣钱如印钞”，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
“叶丰2号”在深圳研讨会上打响名号后，1992年初，深圳一家公司主动找到叶文贵，希望与他展开合作，计划投入五千万的先期资金。
这对于急需资金支持的叶文贵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当时的他，已经决定进一步提高混合动力汽车的性能，启动小批量试生产，正需要大笔资金投入。
叶文贵火速与对方展开合作谈判，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初步共识。
可就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意外发生了。
对方提出，希望将电动汽车项目，变成温州和深圳共同开发的项目。
参加谈判的温州市政府领导当场拒绝：这是四十年来我们温州最重大的科技项目，不能这样卖给你们。
多年后，叶文贵回忆起这件事，依旧充满惋惜：就这样把他们推掉了，那次机会很可惜。
如果当时能够达成合作，或许他的造车梦想，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一年后，来自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罗耶·凯勒，慕名来到金乡，考察刚刚面世的“叶丰3号”。
叶文贵带着凯勒，驾驶着“叶丰3号”翻山越岭，一路开到海口试车。
凯勒被这辆车的性能，还有叶文贵的执着，深深打动，决定与他展开合作。
可这次合作，最终也未能如愿。
叶文贵坚持，合作生产的汽车，必须悬挂“叶丰牌”商标。这是他的底线——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品牌。
可凯勒却表示，“叶丰牌”在国际上没有知名度，挂这个牌子，汽车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必须悬挂他的品牌商标。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叶文贵。
他骨子里的倔强，不允许自己辛辛苦苦研发的汽车，挂着外国的商标，更不允许自己替别人打工。
一周之后，罗耶·凯勒带着遗憾，离开了金乡。
这次合作的失败，也让叶文贵错过了最后的求生机会。
他当时之所以底气十足地拒绝凯勒，是因为他心里有个托底的算盘：温州市政府如此看好这个项目，最后一定会在资金上给予他支持。
可他终究，没有等到这份支持。
1994年秋天，“叶丰概念型混合动力汽车”正式诞生。
这辆车的最高车速达到109公里，充电3小时可续航200公里，性能比之前的车型，有了很大提升。
可此时的叶文贵，已经借债1000多万，早已不堪重负。
为了继续支撑自己的造车梦想，在私营经济发展最为红火，无数人把资金投入到快钱模式、大赚特赚的时刻，叶文贵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自己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所有工厂、房产和地皮，将所有资金，全部投入到深不见底的汽车厂中。
即便如此，也依然无济于事。
在投入了全部四千多万资产后，叶文贵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把电动汽车商品化，即便是小批量生产，也需要五亿、十亿的资金投入。
而在那个年代，汽油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还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电动车取代汽油车，更是被普遍认为是痴人说梦。
他根本找不到那么多资金，和他一起赌这个遥远的梦想。
1995年5月，研发资金彻底中断。
已经成功研发出4款新能源汽车的叶文贵，无奈之下，送走了最后一名工程师，正式关闭了汽车厂，结束了自己传奇而悲壮的造车梦。
直到2001年，中国科技部才正式立项，将电动汽车作为重大专项，纳入国家研发计划。
叶文贵的梦想，超前了时代整整12年，也遗憾地输给了时代。
关掉车厂后的叶文贵，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那些曾经让他无比骄傲的“叶丰”系列汽车，被他小心翼翼地锁进仓库；当初堆积如山的造车资料，被他存进了两台笔记本电脑里。
可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的汽车梦，依旧会习惯性地关注国际油价，关注全球电动车领域的每一个消息。
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叶飞，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也算延续了他未完成的梦想。
结束造车事业，还清所有债务后，叶文贵最后只剩下一家小小的包装厂。
厂里只有一台20多年前的老机器，一年大概能收入几十万，足够他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
苍南县金乡镇原党委书记金钦治说，叶文贵的钱，除了投入造车，还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捐了出去，修祠堂、助学，做了很多公益事业。
虽然只读到初中，但叶文贵始终热爱学习、崇尚知识。
他的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两个女儿都曾留学海外名校，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骄傲和安慰。
不再风风火火之后，叶文贵深居简出。
平常种种花、养养鱼，研究建筑、学习锡器制作，日子过得平淡而惬意。
只有他家橱柜上，摆满的各个年份的茅台酒瓶，还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老人曾经的传奇与辉煌。
在媒体纪念“温州模式30年”的系列报道中，叶文贵被比作“不死鸟”。
报道称，虽然由于当时的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叶文贵的造车梦不得不黯然收场，但他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群体的典型代表，诠释了当时来自温州民间的巨大创业活力，他永不言败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
2013年10月，浙商博物馆正式开馆，叶文贵被列入“英雄背影”板块。
他捐赠的红色玻璃钢汽车车架壳子，在吉利、众泰、万丰奥特等多家知名浙商车企捐赠的自产汽车中，显得格外特别。
这个车架壳子，承载着他未完成的造车梦想，也见证着一个草根创业者，对理想的极致追求。
叶文贵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他曾说：“就算别人说我是阿Q，我也觉得自己很成功。能自己挣钱，去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就够了。”
2017年3月，年仅67岁的叶文贵，因病去世。
他的妻子陈星初，在追思会上说：“他的一生比谁都精彩，相当于别人活了十辈子。”
六十大寿时，叶文贵厂里的老职工们，曾在金乡包装材料厂，为他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庆典。
庆典上，叶文贵看着台下的老工友们，笑着说：“大家辛辛苦苦为我做事情，还替我赚了很多钱，最后我把这些钱都花在电动车上了。谢谢大家。”
没有遗憾，没有抱怨，只有感恩与释然。
34年过去，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走向世界。
马斯克的特斯拉家喻户晓，李书福的吉利遍地开花。
可我们不该忘记，在34年前的温州，有一个叫叶文贵的普通人，曾凭着一腔孤勇，提前点燃了中国人的电动车梦想。
他不是马斯克，他是叶文贵。
一个被时代辜负，却从未辜负梦想的温州商人；一个生于草根，却始终仰望星空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故事，或许充满遗憾，却足够震撼人心。
他的精神，或许不被所有人理解，却值得永远被铭记。
因为，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超前时代的执着，都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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