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夏，南京大校场机场跑道上刚铺完的新柏油还带着热浪，刘懋功拎着没有标记的手提箱，从军区参谋长吉普车里下来。新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的任命才下达三天，调令却像一阵旋风，把他与昆明十几年的熟人和生活全数卷走。
卸下行装，他第一时间给昆明拨了越洋电话线，嘱咐爱人余群尽快把人事档案、医药费收据都带过来。电话那头，余群只说了“放心”两个字，随后便关机启程。两人都没想到，这一趟回昆明竟成了旷日持久的别离。
余群到昆明的第三天，造反派忽然贴出大字报——“余群，历史叛徒。”缘由是她曾在1939年被捕，关过大牢。那段经历旧档案里早有“被俘不屈”四个字，如今却成了“重大嫌疑”。当晚，她被勒令去滇西某农场劳动改造，行前只给南京拍了一张明信片：“顾好身体。”寥寥五字，隐去地点、不留日期。
刘懋功捧着明信片，连夜把妻子全部材料搬进办公室，一页页核对，红蓝批语多达八次，最晚一份纪委结论是1962年——“无问题，可提拔”。可是风向变了，他心知肚明：此刻多说一句，便是“顶风作案”。
1969年春，空军政治部通知：“云南革委会已定余群为叛徒，请司令表态，划清界限。”电话这头，刘懋功沉默半分钟，才吐出“服从安排”四个字。挂断听筒，他在空荡的宿舍里坐了一夜，窗外老柳抽芽，他却想起滇南寒冬，妻子一身粗布棉衣在炊烟里咳嗽的模样。
工作不能停。那一年，南京军区空军的大改装刚起步，歼—6批量进驻苏皖沿江机场，飞行员昼夜换型，安全压力巨大。会议室里灯光通宵，刘懋功却常常对着手表发愣：昆明和南京相差一千九百八十公里，信件得走十天，他连寄信的地址都没有。
夜深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1937年渭北小镇。那年他在抗大二分校受训，余群是关中地委妇联副主任。两人见面不过三次，刘懋功就憋不住喊：“咱俩把日子定了吧！”她笑，说自己没带红头文件，婚礼就用八路军旧被单做条幅算数。简单，却硬生生熬过了硝烟二十年。
转机出现在1971年10月。一次机关茶话会，副司令肖永银随口问：“老刘，你爱人近况？”刘懋功苦笑：“不知道，大概还活着吧。”短句落地，旁边的许世友掷杯而起：“云南不就一省？把人接回来！”
第二天，江苏省革委会向云南革委会去电：“刘懋功同志家属，速放行，立即护送南京。”措辞简短，却带着许司令特有的火气。此时大女儿刘晓慧主动请缨：“我跑一趟，妈妈见到我，心里也踏实。”她拎着介绍信登上南下列车，整整两天三夜，靠硬座挨过。
昆明近郊的那座果林农场，日出铃一响，劳改人员就扛锄出门。余群早已被晒得黝黑，听到“回南京”三个字，还以为是玩笑。女儿把江苏革委会盖章的公函递过去，她才低声问：“真能走？”得到肯定，她转身去找队长，办手续时嘴唇一直轻轻发抖。
1971年11月9日，南京火车站检票口，刘懋功站在人潮里，一眼认出妻子。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衣，却挺直腰板。两人对视几秒，什么也没说，紧紧拉住对方手臂，像从前在战地掩蔽壕里握枪那样用力。
虽然“叛徒”帽子尚未摘除，余群被安排到军区后勤仓库清点物资。条件清贫，她却笑得轻松：“至少晚上能听见你的咳嗽声。”刘懋功点点头，把家属院仅有的一套蜂窝煤火炉让给妻子，同事戏称他“老婆奴”，他只挥挥手。
1978年冬，全国平反工作陆续铺开。中央复核小组三进云南，调出老档案、监牢笔录、烈士证明，以及多名老战士的证言。1979年5月，余群收到正式结论：“被捕不屈，原判错误，立即纠正。”那天，她把薄薄两页文件压在缝纫机板下，一针一线补缀旧军装，旁人问缘故，她淡淡说：“缝着缝着，心就定了。”
对于刘懋功，妻子回家后的日子平静无波，比大大小小战役来得珍贵。他在军区司令部值班室门口挂了一张旧纸条：“出门三事——飞行安全、部队粮秣、家里灯火。”同袍们笑称那张纸能熬过多少次整风，他却觉得，只要家里灯亮，苦也能撑。
岁月向前。刘懋功1982年离休，余群也在仓库办完交接。有人问她当年受苦可曾后悔，她耸肩：“跟他并肩过枪林弹雨，被劳动改造算什么？”话音微哑，却听不出半点怨气。
这对老兵夫妻经历了政局骤变、身世沉浮，却始终未被拆散。档案里一串红字最终化作薄薄白纸，可那张1971年11月9日的车站合影，他们一直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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